第六章

    失败的“投资”

    不过，父亲那时也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是他要写字，叫我从另一端替他拉纸。
父亲是位大书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极了。父亲稍一得空，就写几张“还债”。说
是“还债”，但一写上字，我可以感到那是父亲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欢写字，一写
起来全神贯注，忘却了他要处理的千头万绪的事务。每当这时，他就会想到我，把
我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后在另一头替他拉纸。

    我很讨厌这项工作，因为父亲一写上瘾就是一两个小时，替他拉纸简直是种惩
罚，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父亲还未欣赏完自己所写的那一个或那一行字；慢
了，他又等得不耐烦。不过每当他写字有求于我时，他总是很和蔼。高兴起来，还
有奖金。

    我把父亲奖励的辛苦钱同春节时给长辈拜年所得的红包压岁钱存放在一起，舍
不得用。母亲说钞票贬值，不能存在钱包里。于是，她替我去囤积了几箱子洗衣服
的肥皂，说是涨价后卖掉就赚钱了。后来内战局势紧张，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
货物奇缺，母亲把那几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终连本钱也未还给我。这是我一生惟
一一次失败的经商经验！

    惜别上海1948年开始，局势日趋紧张。对于当时仅只十二三岁的我来说，只是
朦胧地感到世界正在动荡变化，我并不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一直到父亲1949年4
月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和谈代表之一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时，我才意识到
这场战争波及到了我们家。父亲动身之前，母亲非常紧张，生怕父亲此去凶多吉少，
有去无回。记得父亲安慰她说不要怕，会有人照料我们一家的。他开导母亲说和谈
是国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战争停下来。

    1949年5 月27日上海解放时，父亲远在香港，这年11月，我们接到父亲的通知，
要我们立即北上，迁居北京。他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
前，云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带队分批乘苏
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并参加了1949年10月1 日的开国
大典。

    凑巧的是，我和冠华结婚后，有次谈起父亲，冠华说他当时是香港新华社社长，
地下党香港负责人之一，和父亲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带队的。父亲
对冠华的才华评价很高，冠华也很尊重父亲。解放后他们见面不多；但自70年代初
父亲身体开始衰弱、经常住院后，冠华只要到病房探视朋友，听说父亲住院，他是
必定要去看望的。

    父亲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决定定居北京。我们全家就按父亲意见立即打点行装
北上。1949年11月下旬，我们乘火车离开上海。同行的除母亲和我，还有大哥章可。

    对于我来说，离开我生长的上海是极伤心的事。记得送我们上火车站的汽车拐
入当时的同孚路前，我对我最喜爱的那个“作家书屋”留下了临别的最后一瞥，又
无限留恋地看着那家我常常光顾的门面不大的糖果点心店从窗外消逝。此时我忍不
住哭了起来。我舍不得上海繁华的街道，夜间五光十色的灯光以及那轻轻拍岸的黄
浦江水。但一个14岁女孩子的命运只能由家中父亲安排，不可能独自留在上海。我
贪婪地看着我心爱的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到达北京时，已经完全是冬日景象。1949年的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萧瑟。街上
看不见店铺，所有的门不是紧闭就是挂着厚实的棉帘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挂棉帘子
的全是商店。那时，北京既没有上海那样的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更没有入夜时光
彩夺目的霓虹灯。古老的城墙，灰蒙蒙的风沙，妇女的穿着在我看来完全是上个世
纪人们穿的那种高领子长到脚面的宽大皮袍子，脸上整个地蒙一块大纱巾，看不出
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我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又禁不住哭起来，想上海想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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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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