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逼上梁山

    其实，我成为今天的我，唯心的说法大概是命运的捉弄，现实的原因是“逼上
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来是个非常安于现状的普通大学外语教师。万未料
到，一场“革命风暴”把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轨道。在我挨批挨斗的时候，
我对未来完全丧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够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之后，在两派争斗的时候，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因为我当时很微不足道，本来
两派斗争也不应当把我卷入。

    没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又一次被
打成了“敌人”，而且来势非常猛。同学吴璞之死给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
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此时，那种“文化大革命”
初期时的惶恐已经减少了一些，头脑比那时要清晰一些。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
来为我们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我们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
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恰恰在此时，学校军宣队的头头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的父亲与毛主席有交情，
我曾经教过毛主席读英语。军宣队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冲动的学生造反派，什么都
不在话下。他们大概怕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出差错，所以有一天海军军宣队的英语系
支队长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处于半隔离状况中的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并直截了当
地问我是否真的教过毛主席英语。我说确有其事。他说能否让他看看有关材料，于
是我获准回家取“证明”。我给这位支队长看了毛主席1964年给父亲的信，其中最
后说：“含之同志身体可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我还给他看了毛主席学
英语时用的大字印刷体的“九评”英语翻译本。支队长表现出对毛主席十分的虔诚
和对我的羡慕。此后，我的处境略有改善，但学校总的形势并无大变化。军宣队的
这个举动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
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反映外国语学院的
情况。我私下与青年教师、我的邻居张幼云商量，她说她赞成给毛主席写信，并表
示可以和我一起签名。就这样，我们写出了给毛主席的“告状信”，信中讲述了军
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
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为民情愿

    我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我本不愿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闯劲下的决定。而上了梁山要下来却又难了。形势的发展不允
许我退缩。我只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们的信，并且作了指示。军宣队没有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但后来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于是，有一天下午，
我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新市委的书记。他见我进去，很热
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时候
我一肚子怨气，真想对他说：“不见得吧！你来之前一定做过详尽调查，军宣队也
一定向你作了汇报，你不会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就找我谈话吧！”不过，我还是
克制了自己，客气地与他寒暄。这位书记倒是个爽快人，知道我给主席写了信，他
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向他大概重复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见
：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
“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
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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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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