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走进外交部大楼

    1971年3 月末的一个早晨，北京的春天尚未真正来临，空气中仍有丝丝凉意。
我背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黄色军用背包，里面装了一个当时大学里很时髦的当作茶杯
用的果酱瓶，外面用五颜六色的透明塑料绳编织成各种图案的套子。其他就是我的
转组织关系的材料了。我跨进了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来报到的！

    对于从大学教师转行到外交部，我丝毫不觉得兴奋。对于我学习、工作，也可
以说战斗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十分留恋，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岁月，留
下了我的朋友，留下了我钟情的英、美文学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外交部对
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新的环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但因为这
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只能服从。当然，我最最浑然不知的是，从我跨进这个大
楼的一刻起，命运就来了一个急转弯，从此我步入了一个深不可测、荆棘丛生的人
生大森林。那里有极为壮丽的七十年代中国外交的景观，有我的爱情绝唱；但也有
急流险滩和猛兽陷阱随时准备吞噬我，也最终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机会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甚至深知当时
他作的许多政治决定，其实那是误传。我的确有幸多次见过他，但大多数是在他会
见外宾的场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点名参加的政治局一级的高层会议上。我和毛
泽东主席的个别接触主要还是六十年代初，我还是外语学院一名英语教师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去帮他学点英文，陪他聊聊天。
回想那时我对政治的了解几乎是白痴。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那时毛泽东
大概是处于低潮的思考时期，他找我去学英语是一种消遣，而他正在酝酿的恰恰是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而我却幼稚地与他大谈文学与政治题材在外语教学中的比
例！

    到了七十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过不少机会见到他。但那时他的身边环境
比六十年代似乎复杂得多了，有不少人在争宠，也多有勾心斗角的帮帮派派，我其
实都不在其中。七十年代我单独见到毛泽东的仅仅两次，一次是1970年6 月，那一
次他找我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调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1972年，我向他汇报，根据
他的指示，我在纽约会见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顾维钧的情况。两次会见都不涉及党和
国家的政治。

    半生遭遇身不由己

    然而，尽管我见毛泽东的机会并不多，更不是他身边的“亲信”，但回顾我跌
宕起伏的一生，毛泽东却像神一般主宰着我的命运———1969年他曾拯救我于“文
化大革命”中军宣队、工宣队的迫害，1970年他决定把我从外语学院调往外交部，
从而把我推到了声名鹊起的人生顶峰，也使我经历了与乔冠华的十年生死恋；但也
恰恰是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用一句“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
杀王、唐”的“最高指示”，把乔冠华与我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冠华为此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我也是九死一生。此后又由李先念副总理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上关于罢免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的讲话中以“毛主席生前指示”作为重要依据，我
想他们总会是有根据的吧。就是这一句话，使乔冠华和我成为毛泽东八十三载生涯
中最后亲自指示打倒的两个人，那应当是在打倒邓小平之后不久的1976年6 月间发
生的事。我们当时被毛泽东点名的“罪行”是在外交部的“批邓”运动中“不批邓，
整王、唐”。

    如今，这一切的荣辱更替、恩恩怨怨、生离死别都已成历史的过眼云烟。此时
此刻，一幕幕当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似醒非醒。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
上晨雾，当太阳升至中天时，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庆幸我能劫后余生，闯过了
那重重的生死险关，活至今日，能冷静地面对历史。而这历史正是从1971年3 月末
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开始的。那一年我37岁，风华正茂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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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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