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

    作为娱乐世家，我们一家都深爱着文艺，我爸热爱样板戏，我妈最爱黄梅戏
和越剧，我姐爱听流行歌，只有我是个例外，我小时候对文艺基本上没兴趣，偶
尔听听相声和评书。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学习成绩好就什
么都优秀，所以我虽然骨瘦如柴、体弱多病，却兼任了班长、体育委员、文艺委
员、数学课代表等多项职务，而且屡屡被迫代表我班我年级参加学校歌咏比赛、
联欢会，仗着我的家学渊源，在六个班干部里我走调走得最近，真是应了那句老
话：天生丽质难自弃，金子在哪里都是闪光的。

    一来二去，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爱上了流行歌曲，当时买一盘原版磁带是很
奢侈的，我们一般用空白磁带翻录，听过了抹掉再录，一直到磁粉掉得差不多为
止，谁家有一个双卡录音机那就牛大发了，串一盘带子能收五毛钱，生意还很不
错。后来，我以学英语的名义让家里买了一台三用机，从此走向音乐新时代。除
了磁带，另一个重要的传播手段是手抄歌本，我姐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的歌本不
仅资讯新，而且制作精美、排版讲究，有大量从报纸杂志上剪的明星图片做插图，
所以后来我姐从事媒体工作。我通过抄歌本学会了读谱子，后来为了和我姐竞争，
我尝试着把听过的歌扒下来，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音乐人。

    我姐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城市上学，咨讯比较发达，每次回家都给我灌输很
多港台的先进文化，我的第一盒卡带是她给我的生日礼物，正版的，歌手是杨庆
煌，制作人是谭健常，第二盒是杨俊荣（没错，就是很多年以后周杰伦签约公司
阿尔发的老板）。我姐为了显示她的优越感，经常给我传播一些骇人听闻的内幕
消息，比如一个奇丑无比的老男人赵传打败了人见人爱的小虎队，张雨生其实是
男的，潘美辰才是女的，齐秦曾经是个少年犯等等。

    直到她后来教我学会用短波收听敌台，我才知道她的消息来源。我家乡在南
方，离福建很近，所以能听到杂音很大的台湾音乐节目。我最早的流行音乐教育
就来自那里，我爸经常吓唬我，说没准哪天就被派出所当特务给抓走了。为了隐
秘起见，我用耳机听，是那种一个耳朵的半导体耳机，我在外面还加一个冬天用
的护耳套，搞得像一个真正的谍报人员。

    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一个报社，开始以文艺青年自居，文艺青年
的所有缺点我都学会了，比如，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权威、不和普通群众
为伍等等，我和几个进步青年结成了小团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喝酒抽
烟，畅谈文学和爱情，俨然是魏晋名士。我的强项是写小美文和针砭时弊的小杂
文，当时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米兰昆德拉和王朔，我在给别人总结我的文学生涯的
时候经常说，王朔是我的形式，米兰昆德拉是我的内涵，翻译成正式的说法就是
可读性和思想性并重。所以，一方面我得到了同行的尊重，另一方面又赢得了很
好的票房。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刊出后，立刻名声大噪，走在路上，经常被女青年
指指点点。二年级我就成为执行主编，在报社成立五周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期报
纸，成为后来报社的标准教材。

    可惜好景不长，我们的主编比我还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领导，对学生
会诸多领导完全不放在眼里，搞得他们特别没面子，结果被主席摆了一道，报社
撤销原来的编制，并入秘书处，指派秘书长做主编，纳入了校会强有力的监控下。
我一气之下，带领所有骨干人员退出了报社。

    我的文艺生涯从此转移到了北洋艺术团，我在合唱团唱男低声部，同时担任
艺术团的秘书长、团刊《北洋潮》的主编、话剧队队长。我们的指挥姓任，他热
情洋溢，指挥的风格基本上可以用张牙舞爪来形容，每次演出他都占去了很多戏
份，因此他成为当时学校的三大名人之一。另外两个名人，一个是外教胖玛丽，
她因为身材极胖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一个是公共澡堂的播音员，每到澡堂快
打烊的时候，校园里就会回荡着他苍老磁性、有板有眼的嗓音：各房间洗澡人员
请注意了，还有十分钟就要停水停电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来得晚的和洗
得慢的，更要抓紧时间。很多年后，同学聚会，大家居然异口同声一字不漏地把
这段话背了出来。

    我们的合唱团在高校里赫赫有名，号称梦之队。有一次参加市里的大学生合
唱比赛，隔壁一个学校自我感觉很牛比，还特地从电影厂借了全套的红军军装，
准备靠一首《大渡桥横铁索寒》问鼎冠军。比赛之前，我们合唱团上台试音，大
家走了一个“1 ，3 ，5 ，1 ”的和声，立刻，全场寂静，都听傻了，因为在大
家的观念里，合唱只是群众歌曲大齐唱，根本不知道合唱是这样的。该校领队一
看形势不对，赶紧给学生打气：“同学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发挥正常，
一定可以保三争二的。”

    我在合唱团里是个异类，因为我喜欢摇滚乐，而且积极推动合唱的现代化进
程，我认为要让年轻人接受合唱，必须创作和演唱新的作品，我曾经把罗大佑的
《水上花》改编成四声部的合唱，那份谱子交到指挥手里就再无后文了。我对合
唱事业的兴趣仅此而已，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的理想永远在别处。

    毕业以后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的领导是“红十字”乐队和“虹”乐队
的前贝斯手，他经常向我提起和赵传、齐秦在一起的日子。在我听来仿佛就像传
奇。前贝斯手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把一台老爷级的合成器和一台音源留给了我，
我准备过两年当文物卖掉，它们很有可能参与了《纪念日》的录制哦。不过有一
点令我很泄气，我在唱片的工作人员中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嗨，也许署的是
艺名呢。

    再后来，我去一家唱片公司工作，成为职业文艺青年。我的老板是最早把齐
秦、赵传引入大陆的人；公司的音乐总监就是台湾著名的制作人谭健常，我给他
做了两年助理；后来因为一张唱片在台湾发行的事儿，我们还和阿尔发公司的杨
俊荣合作了一次。

    回头一看，人生的因缘际会真是神奇，似乎我现在所作的一切，在童年的时
候都已经留下了伏笔。一个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莫过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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