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和珊珊曾慕名拜访郭路生，那时他还是一个肤色苍白的英俊少年。客厅里有
几位正在高谈阔论的客人。他请我们到他自己的小房间，我记得，他在朗诵了《相
信未来》之后，解释了“紫葡萄”的寓意：灵感来自于一幅画，前景是一串浓紫的
葡萄，后面是一个女人的隐约的脸庞，他说，如果把浓郁的紫色抹开，恰如女人的
泪水。“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而后来，他肯定为这浪漫的意象深
深地伤害过。当他写下那首《命运》的时候，正值青春年少，才华横溢，但是他说，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前途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仿佛是他未来人
生的谶语。后来，他正是以他的悲凉的命运在喧嚣的商业社会中成为一个不相和谐
的启示。

    当时的郭路生与稍后的朦胧诗派是不同的。在那个时代，他固执地说：相信未
来。而北岛则说：我——不——相——信。

    在我认识N 以前，我只是泛泛地认识了很多人，并没有陷入到某一个圈子里。
那个冬天，我和珊珊像两只蜻蜓，匆匆地从一个客厅飞向另一个客厅，参加一个又
一个闲散的聚会。所谓客厅，不过是没有家长的大一些的房间而已。客厅的主人往
往是被审查，关押，废黜的官员或知名人士的子女，那些妻离子散的家庭，抄家之
后剩余的沙发，藤椅，散乱地摆放在空旷的房间里，像一片废墟。自由只能在废墟
中诞生。仍旧有许多对政治，对国家的命运，对自身的前途感兴趣的人，已经有人
开始读经济学，关于哲学的笔记也开始在我们中间流传。我怀着陌生的兴趣听他们
夸夸其谈。尽管文风晦涩，《哲学笔记》的作者还是在一年后被抓了起来。这样的
危险随时会有。我认识一些热衷于政治的老大学生，他们的狂妄的信心真是令我迷
惑不解。至于说到“朦胧诗”这一支系，却是另一回事，与其说他们迥异的诗风产
生于对未来的希望，不如说是彻底的绝望。如今的研究者在描述当年的“地下文学”
的时候，考据一般地说到几个著名的文学“沙龙”，我已经不能确证他们的存在，
当年随意的聚会，夹杂着平庸的龃龉与琐碎，如今已经成为一本正经的历史。历史
或许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中形成。

    夏末秋初，我返回湖心村庄。珊珊说她有些未了的事情，要在北京再住些日子。
她没有说是什么事情，我惊疑地望着她，那双雾一般的流盼忽然显得冷漠，如同一
道屏障。这在我们之间是不寻常的。我克制地不去问，以免有伤自尊。

    我想要回乡下，因为不可能长久地住在北京。滞留在城市的知青，已逐渐成为
社会上不规范的部分，在正统的人看来，这是一些游手好闲，道德败坏的青年；应
该老老实实回到农村干活，脸晒得黝黑，手上长满老茧；然后被招工，被选拔。而
我们竟然流荡在城市。社会不欢迎我们，街道派出所常常在夜间以查户口为名驱赶
返城知青。每当深夜响起敲门声，我的父母总是急急慌慌地去开门，仿佛门开迟了
会被认为隐匿了什么。我从心底厌恶他们的胆怯。我披着毛巾被，对年轻的小警察
说，请出去，我还没穿好衣服。他红着脸，退出去。有时候，不得不在大衣柜中藏
身。这使我的父母神经紧张。母亲表示她难以承受这样的局面，委婉地劝我离开北
京。父亲讲了一些时下流行的大道理。我或许在喉咙里含混地哼了一声。然而父亲
听见了。他满面羞愧。他嗫嚅地说，适者生存，希望我顺应时世。我忽然满心凄凉。
为我自己，也为我的父母。我与我的亲人，在这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我们彼此竟
不能相互扶助，各自怀着一颗空空荡荡的心，在茫茫的人世漂流。

    我一个人，在县城的堤岸搭上一条邻村的船，船夫有亲戚在湖心村庄，所以不
肯收我的钱，也不肯收我的粮票。我用我的费特相机为他拍照，他高兴得手足无措。
他再三地告诉我他的名字，当然是希望我不要忘记寄照片给他。但是我最终没有寄
给他。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我认为那张照片有保留的价值？至今我仍旧保留着那张
船夫的照片，一张辛劳，质朴，蒙昧的中国农民的脸，当他们面对外面的世界和照
相机的镜头的时候，他们总是如此；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在他们自己的村
庄里，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他们脸上木讷的皱纹立刻活跃起来，聪明而狡黠。几年
的农村生活，我与他们始终是隔阂的，在我们之间，语言不同，规则也不同；隔阂
是如此之深，除非一方把另一方同化。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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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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