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控制中国城市化的神秘左右手(10)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原副主任李子彬在同一场合表示，从2000年到2009年，西
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从1.66万亿元增加到6.68万亿元，增加了3 倍；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5648元提高到14213 元，年均增长10.4% ；农民人均收入由1161元
提高到3817元，年均增长8.9%；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发展也明显加快。

　　虽然在官方政策倾斜和大力投入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速
度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称，2000年，西部
和东部的人均GDP 相差7000元，如今，这一差距拉大到了21000 元。

　　李子彬也坦陈，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欠发达的状况不可能在十年内得到解决。
在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上，" 再经过100 年（西部
地区）也不一定能够和东部地区拉平" 。

　　官员们越来越敢说实话了，这是中国的进步，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些真
话实话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都不得要领，要从中国高密度城市化、从中国中西
部生态脆弱地区" 人退、自然进" 的整体战略上考虑，我们的未来才有生路与活
路。

　　右手：人文社会线——神秘的百万人口线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迥异于世界各国的特殊经验：它不是从小城镇起步，
而是直接由大城市引领，大城市化才是它的主要特征。

　　托克维尔说美国的民主始于乡村。他是对的，因为乡村自治传统是美国基层
社会自由、富裕、平等、幸福的根基，甚至连乡镇警察都是镇里面自雇的。而我
们却没有这样的传统，而是公共权力一杆子插到底，而且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直到村一级。越到基层，越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资源的有限性
越厉害，社会资源的单极控制和垄断特征也越明显，各种无处不在的关系网和拉
帮结派的" 窝里斗" 内耗也越显威力。

　　这种情况，只有在人口100 万以上的城市才略见改观。城市越大，内耗越小，
个人的自由度就越大，城市的聚集效益也越大。虽然超大城市的交通不便抵消了
其中的一部分效益，但是，比较而言，由此造成的时间、精力、才智与心力损耗，
比起人与人之间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损耗，比起权力单极控制下的徘徊与无望，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大城市最大的魅力所大，自由的魅力，尊严的魅力。

　　经济与文化到底有何关系？阿根廷的法学教授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曾有论述
：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理由是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由经济逻辑来解释，但
长期的经济行为靠经济逻辑则无法给出答案，必须求助于文化逻辑。格龙多纳认
为，个人、家庭、民族、国家莫不如此。就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说，长期赚钱的
目的在于用货币来达到非货币的目的，如人们所追求的幸福、自由和安全。长期
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当人们的衣食温饱获得基本满足后，必须面对非货币的文化
命题：幸福、自由、尊严、慈善等等。短期经济行为使货币目的得以实现后，接
着文化目的就快速替代经济目的。文化价值观最终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当然，
非经济目的并不是" 反经济" 的，而是" 亲经济" 的。格氏指出，文化在整个经
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指引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的不富裕，也可以归因
于其文化心态的指引。他的结论是：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文化观念上的某种特征，
就可判断其经济发达的程度。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现在不
发达，一段时间后就会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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