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
我和孙万钧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过了鸭绿江，到达祖国的安东（丹东）
市。在安东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顿面条，而后，我们换乘由安东开往哈尔
滨的列车去长春。
经过一天的旅程，列车到达长春已是后半夜了。我和孙万钧背着行李走出火车
站，一阵冷风吹来，使人打了个寒战。啊！长春的气候比朝鲜冷多了！
入学通知书上告诉我们，军医大学的地址在长春市新民大街，出火车站坐一路
电车在桂林路下车，往西走即到。
我们走出火车站广场，来到电车站前，站牌上写着末班车是十一点。没车了怎
么办？人生地不熟，背着行李到哪里去找桂林路呀？
我们正在发愁，过来一位拉三轮车的，冲我们说：“同志，你们去哪儿？”
“去军医大学。”见到三轮车，我高兴极了。
“坐我的车吧！这两夜，我送去军医大学的同志送了好几趟了。”
我们坐着三轮车离开火车站，往南走在宽阔的斯大林大街上。
夜月高悬，路灯明亮，把个神秘的现代化的长春市照得清清楚楚。斯大林大街
是长春的第一条大街。中间是宽宽的快车道，两侧是慢车道，再往两侧是自行车道。
这五条道路之间种了许多树木，真漂亮。三轮车在斯大林大街上走着，街道两旁不
时出现四五层高的大楼，或是商店，或是银行，或是学校，整个街道给人一种宽阔、
清新的感觉。
我贪婪地欣赏着这座美丽的城市，感慨地说：“太漂亮了！北京的东西长安大
街也没有这样宽，没有这么多树。”
“当然喽！”拉三轮车的同志自豪地说，“听说这斯大林大街是世界上数得着
的大街。就是北京、天津和上海，也没有哪条街能比得上它。”
孙万钧问：“这是什么时候修的呀？”
拉三轮车的一边蹬一边说：“是日本人统治东北时候修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前，
这长春市是伪满州国的首都。宣统皇帝的皇宫就在这里。你们去的军医大学就是伪
满州国政务院办公的地方。那几座大楼呀，气派大着哪！”
顺着斯大林大街往南走，路西的胜利公园过去了，路东的第五百货公司过去了，
路西的省人民银行大楼过去了，路东的人民公园也过去了。东北人民大学、地质学
院等高等学府的大楼一个个地过去了。我们走了半个多钟头，来到了桂林路口。三
轮车往西一拐进了桂林路，又走了几分钟，前面出现了一排排的二层小楼房。这里
就是我们军医大学的学生宿舍。
三轮车来到一幢楼房的墙脚下站住了：“下车吧同志，到了！”拉三轮的说。
下了三轮车，借着楼房前的路灯，向就近一幢楼的最东一个单元的门上望去。
门旁贴着一张纸条：“新生报到处”。我们向拉三轮车的交了车费，说：“谢谢您，
把我们送到了。”
三轮车夫说了声“不客气”，帮我们拿下行李，蹬上三轮车走了。
三轮车走后，我和孙万钧提着行李来到报到处的门前。屋里黑着灯。我轻轻敲
了敲门，问：“有人吗？”
屋里没动静。
“我来敲。”孙万钧用力敲了几下。里面灯亮了，有人说：“请等一下，马上
就来。”
不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位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脸色有些苍白、体形较瘦
的中年人。他披着军装，一边扣扣子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你们刚下车吧？快进
来。”
我和孙万钧跟着这位同志走进屋里，把行李放在墙角下。这人非常热情，说：
“坐车累了吧？来，喝水。”他从暖壶里给我们倒了两杯水，放在办公桌上。
屋里有办公桌、办公椅、书架、报架、墙上还挂着日历牌。靠北墙放着一张单
人床，是值夜班用的。
孙万钧问：“就在这里报到吗？”
“是的。不忙，你们先喝口水，洗洗脸。”他弯腰从床下取出洗脸盆要去倒水。
我看了看表，说：“快天亮了。天亮以后再说吧。同志，您贵姓？”
“啊，我姓孟，叫孟绍宽，是咱们这个年级的教导员。这是年级的办公室。在
这儿办公的还有咱们的年级主任苏志兴同志和一名通信员。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找
我们好了。来，把你们的入学通知书给我。每人填张表。”
孙万钧把我们俩的入学通知书交给他。他一看：“啊，从朝鲜回来的，欢迎欢
迎！你们在朝鲜打仗太辛苦了，坐吧！”
我想，这位年级的领导不错，平易近人，很热情。孟教导员从办公桌抽屉里取
出两张《学员登记表》放在桌上：“你们不喝水不洗脸，那就填表吧！”
填完表，我问教导员：“咱们年级有多少学生？”
“按招生的人数说，二百五十人。你们入学以后要先学一年文化，文化程度达
到初中以上水平才能成为正式学员进入本科学习。不容易呀！本科学五年，加上一
年文化学习，六年。你们可得努力呀！不然就被淘汰了。”
孟教导员的话语重心长。我们连连点头。孙万钧问：“同学们都到了吗？”
“到一半多了。咱们这二百多名同学要编成四个班，每班九个组，每组六七个
人。一班、二班齐了。你们该编到第三班第四组了。”
我问：“咱们学校有几个年级？”
“五个。五一年级，五二年级，五三年级，都是从地方中学招收的年轻学生。
五四年级，也就是今年正式进入本科学习的年级，是去年从部队上保送来的卫生队
长、卫生科长、医院院长和老医生等老同志，文化程度太低了，有的同志连文化课
都没有学下来就退学了。所以，你们入学前都进行了初步考试。到明年你们进入本
科学习的时候就是五五年级了。”
孙万钧说：“五个年级一千多人，咱们学校的规模不小啊！”
孟教导员自豪地说：“当然喽！咱们学校是抗日战争时期白求恩大夫创建的，
当时叫白校（白求恩卫生学校），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华北医大，解放后转移到天
津。去年由天津搬到长春来，和这里的军医大学合并，就是现在的东北军医大学了。
孟教导员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情况，他一抬头：“哟！天亮了。好，睡觉的
同学们该起床了。我把你们领到宿舍去。来，我帮你们拿行李。”
“不不，我们自己来。”
孟教导员领着我们出了年级办公室。天已大亮。一排排米黄色的二层小楼清楚
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教导员向我们介绍：“这一排排的房子都是学生宿舍。最南面
这几排是咱们年级的。北面这些是其他年级的。再往北那些红砖房是教职员工的家
属宿舍。”
“在哪儿上课呀？”我问。
“这西面就是新民大街，整个一条街都是咱们学校的。你们看，街两边这几座
雄伟的大楼就是各教研室办公和教学的地方。详细情况，以后你们就知道了。走吧！
到你们宿舍去。”
学生宿舍的二层楼房，规格是一样的。每排房子五个单元，每个单元楼上楼下
四间宿舍。孟教导员把我们领到前一排房子的第二单元，上楼梯，来到楼上西侧房
间的门口。教导员用手敲了敲门：
“起床了！起床了！来新同学了。”
开门的是位二十四五岁，比我大两岁的同学，光着身子穿着裤衩，把门拧开，
而后转身回到屋里，往床上一躺，又钻被窝了。这位同学的脸瘦长而白净，给我突
出的印象是耳朵后面有一片红痣。
这里的门有内外两扇。走进宿舍，有一种新奇和明快的感觉。窗户有两层玻璃。
地是木板地，一走“咯噔”“咯噔”的。尤其是靠窗户的暖气，我们从来没见过，
不知干啥用的。屋里摆着两张三屉桌，靠墙的四周摆着六张钢丝床。靠南面窗户的
两张床已经有人了。一张睡的是刚才开门耳朵后面有红痣的同志，另一张床上睡着
一位圆脸儿、双眼皮、大眼睛的同志。大眼睛的同志见我们进来，从被窝里欠起身
子说：“刚来呀？坐下吧！”
教导员催他们起来：“起床了，起床了。帮着新来的同志安置安置。洗完脸好
吃饭。”
“好咧！”两位同志坐起来，慢慢穿上衣服。孟教导员给我们介绍：“他们俩
是昨天下午来的”他指着圆脸大眼睛的同志说，“这位是鲍民兴同志。我们指定他
担任你们组的组长。”
鲍民兴一边穿衣服一边向我们点头微笑。
孟教导员指着耳朵后面有红痣的同志说：“这位是空军来的，原先是医生，叫
王建友。小伙子很活泼，一来就在球场上打开球了。”
王建友穿好衣服，向我们点了点头，说：“我这人爱玩爱闹，毛病不少，一熟
你们就知道了。你们看，这屋里空着四张床，睡哪张你们随便挑吧！”
孟教导员对我和孙万钧说：“你们洗脸吧！洗完脸叫鲍民兴和王建友带你们到
食堂吃饭。有事找我。好，我走了。”
我和孙万钧把教导员送下楼，回到屋里，我对孙万钧说：“咱们就睡北面靠窗
户的这两张床吧！这里亮一些，窗户台上好放东西。”
鲍民兴和王建友来帮忙：“好，打开行李把床铺好吧！”说着，他们俩帮我们
拾掇起来。
鲍民兴帮着孙万钧收拾床铺，问孙万钧：“你们从哪儿来呀？”
“朝鲜。”
“您做什么工作？”
“护士长。”
“贵姓？”
“我叫孙万钧。”
他又问我：“您贵姓？”
“我叫曹晓刚，助理军医。”我问他，“请问，您原来在哪儿工作？”
“啊，我是某步兵师三团的卫生队长。咱们是同学，同学没大小。你们就叫我
老鲍好了。”
说话间，我想上厕所，问：“厕所在哪儿？”
“在这屋里。”
“什么？在屋里？”我觉得奇怪，“那屋里臭得还能待呀？”
“来，我领你们看看。”鲍民兴指着与同一单元对面宿舍相邻一侧的小门说：
“厕所就在里面。”
他拉开门，我们走进去。他向我们一一介绍：“厕所和洗漱间是和对面房间公
用的。这是拖把，那是水池子，水池子是涮拖把用的。你们看，厕所上边有个拉手，
解完大便以后拉一下把手，上面水箱里的水流下来就把池子里的大便冲走了。”
这时，王建友进来了。他抓起拖把在水池子里涮起来，要去擦地板。我问鲍民
兴：“厕所盖在房子外面多好呀？为什么非盖在屋里呢？”
王建友涮着拖把说：“你不知道东北这个鬼地方冷吗？到了冬天，在外边撒尿
都得用棍儿敲，不然尿就和生殖器冻在一起了。如果在外面拉屎，连人带屎冻在一
块儿，你想站都站不起来。”
我和孙万钧都笑了。鲍民兴说：“别听他胡诌。他的话没有一句正经的。好了，
你上厕所吧！老苏，咱们洗脸刷牙。”
我们四个人洗完脸，刷了牙，擦完地板，解完大小便，已是七点半了。鲍民兴
说：“走！该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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