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南方周末》没讲完的故事
这种担心的印证来得太快。春节刚过完，初六，我还在家里享受节日，曹月旺
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你是记者吧？我是小曹！”
我一看手机上的电话号码，是从汉口火车站打来的。直觉告诉我：小曹又回来
了！
“他们（指表叔、表婶们）把我赶出来了！他们说我笨，学不会做醋做酱油，
还叫我出来讨饭。”
我立刻赶到汉口火车站，在附近一个过年歇业的杂货店的墙角，看到蜷缩在那
里的小曹。在不时刮来的刺骨寒风中，小曹红着鼻子冲我打招呼。
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包括媒体的思维都过于简单了：送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家，
并不像送一个迷路的孩子回家那么简单。后来，小曹在一次谈话中无意透露出：并
非他表叔、表婶执意要赶他出门，而是他觉得，在家乡呆着或学一门手艺，并不是
他想要的归宿。
“我就是学会了，做醋做酱油也没什么出息。表叔、表婶说，还是大城市好，
有吃的有玩的，让我混好了再回去。”我们几个记者以为，送小曹回去，学一门手
艺，是为他找到了一个“前程”。而在他，在他家乡的亲人看来，到城市里来才是
一种令人羡慕的前程。
小曹的回来令我再次陷入对他前途的迷茫思考之中。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是让
他继续这样漫无目的地流浪，还是为他寻找另外新的出路？早在两年前，我曾让他
尝试学做小买卖和干街头擦皮鞋的营生，但都是没做多久，他认为没有出息、怕丑
和没有自由而放弃了。我那时认为，对出外已达8 年之久的小曹来说，流浪已成了
他的天性，无拘无束的生活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你很难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在很
短的时间里去更新他固有的生活形态和观念。他已经习惯了自由。我有时甚至觉得
自己无能为力，我对于他，永远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要想介入和改变他的命运，对
一个普通人来说，更多的是徒劳而无济！
小曹回到武汉以后，继续他闲适的流浪和乞讨生活。在冬日有着阳光的午后，
我常可以看到他和一帮丐友在洪山公园的草坪上晒太阳。见到我他会很兴奋地打招
呼，然后把一帮朋友介绍给我。我们的谈话总会落脚到他的未来——
“要是有一份工作就好了，可惜不会有人要我，我的腿不行。”小曹边说边摸
着自己的右腿。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工作，可以让小曹去做——不需要任何技能，只靠上肢简单
操作就能够完成？2001年正月刚过，小曹回到武汉恰逢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机会降
临了。我的一个叫胡刚宝的朋友，在广州开一家工艺钟厂，有200 多号工人。春节
回家过年期间，我打听到他准备扩招工人，就跟他讲曹月旺的情况。他问，是不是
《南方周末》报道的那个小孩？我说是。他说，让他来吧，在我这里的流水线上做
手工活，先试用两个月，看能不能做得了。我连说谢谢谢谢。
我在洪山公园找到小曹，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小曹连说：“太好了，太好了”
“这都是真的吧，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下我有工作了！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
班挣钱了！”他咧着嘴笑个不停。
2001年2 月28日，农历2 月6 日。我给小曹买好一张武昌至广州的火车票，塞
给他100 元钱，然后带他找一处公厕把脸、手、头发洗干净，又买了点路上吃的面
包。傍晚时分，我把他送到武昌火车站，踏上南下打工的旅途。
小曹到了广州之后，打给我一个电话，说“胡老板”对他很好，专门给他买了
床垫和被子。晚上他和工友们睡高低床，很舒服；白天就在车间流水线旁坐着给产
品上螺丝，也不用动。“胡老板”说干得好，一月可拿七八百块钱。“我不要那么
多钱，能有饭吃，一个月有100 块工钱，我就很满意了！”小曹在电话里很率真很
知足，说起“胡老板”三个字，语调中透着亲密和感激。
我原想是到那年春天或夏天，在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请假去广州看一下想象
中已成为现代化工厂工人的小曹，顺便请他的老板、我的老朋友胡刚宝，多多关照
他一下。我甚至幻想那时的情景一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然而这后来仅仅成为一个
想象。
2001年4 月的一天，我念及广州的小曹，拨通了胡刚宝的电话。一通寒暄叙旧
之后问起小曹，电话那头胡刚宝突然提高了声音：“他没跟你联系吗？他十几天前
就回武汉了！”
“什么？”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刚开始他还听话，后来就嫌拘束，跟住在一起的工人合不来。后来他说不想
干了，要在广州流浪。我想这样不行，让他回武汉，派人送他到火车站，走时还给
了他半个月的工钱。”
“他什么时候回的？”
“应该快有20天了吧！”
这一切令人猝不及防！和胡刚宝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到洪山公园去找和小曹相
熟的那些乞丐。一位老乞丐对我说：“那个瘸腿赖子（指小曹）吗？他不在这里，
前几天还有人说在汉口滨江公园看到过他！”
我又跑到汉口滨江公园、中山公园、武胜路等乞丐比较集中的地带。我希望能
碰到小曹，或能打听到他的下落。不为别的，只想亲口问他一句：为什么会离开胡
刚宝那家工厂？我甚至以小人之心去猜测：是不是胡刚宝或厂里的工人们嫌弃他身
患残疾的缘故？
然而终于没能邂逅小曹。我只有等待。
不简单的乞丐世界
时间一晃到了7 月份，武汉进入火炉般的夏天。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我正在
外面采访，手机响起。一听，是久违的小曹的声音。
“记者，我出事了！”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而紧张。
“慢慢说，怎么回事？”
“航空路的两个赖子，说要下我的胯子（武汉方言，意为‘打断腿’）！”在
流浪汉这个群体，他们习惯用“赖子”来称呼对方，“他们中有一个赖子丢了10块
钱，非说是我偷去的，说见我一次打一次！他们现在到处找我，要打我！”
我立即赶往汉口。在航空路立交桥下的转盘广场里，我看到了久违的曹月旺。
他穿一件很脏的旧T 恤衫，下面是一条浅灰色、污迹斑斑的永远要穿在身上的长裤
——为了遮挡右边的那只残腿。他比过年时瘦了许多，黑了许多。
在航空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正门附近的一处花坛，我们找到了小曹所说
的其中一个流浪汉。看到小曹搬来“救兵”，那个约摸20多岁、自称叫“黑哥”的
流浪汉连说：“没事没事，可能是一场误会！”
小曹说他认识这两个流浪汉有一个多月了，晚上睡觉的地盘是其中一个“老大”
的。“老大”30多岁，和“黑哥”都是靠捡破烂和捡饭吃为生。
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我追问小曹离开广州的事：“是不是那里的人嫌弃你，
对你不好？”
“不！不！他们对我很好。”小曹忙解释，“是我自己受不了，那里管得很严，
白天要一直坐在那里工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很拘束。后来一想，还不如到外面
流浪的好，可以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做什么。
“我知道你一定会生气的，你已经给了我很多机会，可每次我都失去了。从广
州回来后，我没脸见你，不想让你知道我是个没有用的人！记者大哥，从今往后你
不用管我了。我想了，我这辈子命里注定就是这样了。”
我良久无语。我问小曹：“你不是说过，以后你还要开着奔驰车在大街上跑吗？”
小曹叹了一口气，说：“我以前觉得自己很有用，只要有机会可以赚很多钱。
这次之后，我是彻底知道了，我干什么都不行！”
2001年那个夏天的下午，面对小曹，我又一次有了无能为力的感觉。他再次让
我强烈意识到，对一个已经习惯了流浪的人来说，流浪或者说自由，已成为他生命
中的第一天性，这种泛自由意识深入他的骨髓，并形成与融入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规
矩、规则意识格格不入的强大抗体。他们偶或有加入社会、成为一个正常人的愿望，
但真正让他参与到社会中来，这种习惯自由的天性会与外界强加于身的社会属性激
烈交锋，单靠他自己凭意志力来左右这场“战争”，往往会是前者胜出，后者败北。
“其实，当一个流浪汉也挺好的！”小曹居然蓦地蹦出这么一句，“你不要小
看那些赖子，很多人都发了财，赚的钱不比上班的人少！”
小曹这么说让我意外。我问：“哪些赖子都发了财？”
“那些讨钱的赖子，有的一个月能讨几千块钱！别看他们在城市里给人磕头，
给人作揖，很惨的样子，回到家乡可风光了，有的盖了楼房，有的做生意当了老板。
我认识一个河南的老乡，比我大，30多岁，把别人的孩子抱着在武汉广场前面要钱，
一个月可以搞四五千块钱，天天喝酒吃肉，跟我们炫耀呢！”
“还有一个老头，也是我们河南老乡，有60岁吧。”小曹打开了话匣，越说越
起劲，“他会拉二胡，每天到做生意的地方去卖唱要钱，一个月也搞两三千块钱！
他晚上住旅社，天天在馆子里吃。我让他收我做徒弟，他嫌我腿坏，不要我。我要
是能跟他学拉二胡就好了，也可以要很多的钱！”
“其实你们很多正常人都羡慕我们这些流浪的，说我们自由自在的，不用操心
上班的事，每天都很快乐。”
“那你觉得快乐吗？”我问。
“如果晚上有地方睡，没有收容所的抓我，没有其他的赖子欺负我，我觉得也
挺好，至少比在广州上班强，让人管着，多不自在呀！当然有的乞丐是真可怜，像
我这样身子残的，还有一些老的，儿女们不管的，他们是没办法才要饭！”
小曹顿了顿又说：“你知不知道，有些残疾乞丐是假的，他们是有老板的，被
人逼着讨钱的！那些老板最黑心，靠残疾人养他们，有的还发了大财！”
小曹一席话惊得我哑口无言，他的讲述似乎为我打开了一幅奇诞光怪、色彩迷
离的乞丐群像画卷。记者的敏感让我觉得小曹周围的那个乞丐群体大有文章可做，
不光是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状态，还包括他们似真却幻、难以捉摸的心理世界。
一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一身丐相和小曹一起真正走进他的那个七彩迷离的“丐
帮”社会，探寻他们生存的真实“秘密”的时候，回想起来，正是那个燥热的夏天
的下午，小曹的一番倾吐拨动了我久存心中的那根“流浪情弦”，并最终把它释放
为这本书里所记叙的一切作为。
从记者到“乞丐”
小曹最终还是小曹。1998年，我在武昌洪山公园第一次认识他时，他是一个蹦
跳着去捡路边矿泉水瓶，并幸福地把残水喝干的小乞丐。时过4 年，小曹依然在我
面前上演着同样的动作，展示着同样的笑容。惟一改变的是他的年龄，他从15岁长
到了19岁。还有伴随年龄而变化的身体特征：鼻梁开始隆起，脸上的轮廓开始分明，
并长出喉结，那种时而清亮、纤细的童声渐渐褪去。4 年来，我和我的同事所做的
一些努力除了让小曹长了一些人生见识，对其命运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隔三差五，我会在或忙或闲的时候接到小曹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小曹讲的最
多的还是他周围的那些乞丐朋友。“我又碰到了那个拉二胡的老乡，他不知从哪里
找了个瞎女人，每天和他一起卖唱，逢人就说是他老婆，其实根本就不是的……”
“我又认识了一个卖花的女孩，才13岁，她可好了，说要不是我腿有毛病，说不定
这辈子会嫁给我！我到她住的地方去过，那里有好多女孩子，都是卖花的，还有一
个男的，是他们的头，很凶的，把我撵出来了……”“一个在地上写字的湖南人答
应收我做徒弟，他说可以教我写字，很搞钱的，一天可以讨五六十块钱，可是这几
天他人不知跑哪里去了。他不会是骗我吧？”
在小曹的交游世界里，作为同类的流浪汉和乞丐们是他惟一可以自然接近和亲
密的。他所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流浪汉或乞丐朋友的故事，每次都吸引着我，刺激着
我心理猎奇的那部分元素，并对都市里的乞丐群体有着越来越多的思考。他们从哪
里来？为什么做乞丐？哪些是真实的乞丐？哪些是现代都市里的假乞丐？为什么有
的乞丐宁愿捡着吃，也不愿意去做力所能及的事？还有，乞丐发展到今天都有哪些
新的特征？他们和城市的关系，他们的人权、尊严，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留给
社会的思考又是什么？还有再譬如，我们该怎样认识乞丐、对待乞丐？这些思考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抓噬着我的心，让我困惑，也让我有了愈来愈为强烈的探求欲。
时光终于走到了2002年10月份。10月6 日，陶醉在这年国庆节7 日长假里的人
们正纷纷从各地的旅游景点尽兴而归，我坐在楚天都市报社静静的编辑部里静静地
写下了一份辞职报告，向与我相伴了5 年的记者工作做静静的道别。这是一份我热
爱的工作，但那里每天快餐式的采编事务使我无法分身，无法抽出时间来从事我计
划中想要做的一切。我想如小曹那般地去流浪，不光作为一个局外人，拿着记者的
身份去靠近他们，观察他们，更想脱去一切社会身份，把自己变成流浪者甚至乞丐，
体验、感受属于他们的真实的内心和世界！而这个近乎疯狂的念头，是我所在的这
家媒体不能给予的。身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从业人员、一分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
是维持这个单位的正常运转，一切个人的极端想法都会和单位的整体运行机制相悖。
说白一点，报社的管理规定不允许一名记者长期脱岗，去从事某项单一的社会体验
或新闻采访，他们更看重的是一名记者每天能搜罗回来不同内容的新闻信息，充实
业已半商品化的每天的报纸版面。所以，在思考、犹疑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我
选择了离开《楚天都市报》——这家能带给我荣誉感、给我丰厚薪酬、效益和发展
势头都不错的新闻媒体，而投身那更能震颤我内心、长期以来充盈我整个躯壳的乞
丐梦想！
这里我要提到两个人，也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两位著者：高汉明和李宇新，他们
曾是我在报社工作期间的两位铁杆通讯员。高汉明是武汉另一家报纸媒体的编辑记
者，李宇新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摄影师。他们在我离开单位、变成一个流浪汉的日子
里，一直陪伴着我。其中高汉明受我的影响，2002年10月29日也向单位递交了辞职
报告，和我一起深入乞丐群体，体验那种露宿街头、食风品雨的浪者况味。李宇新
则在他工作的闲暇之际，拿着他的专业照相机，跟随我们，记录下40多天来我们所
遭遇的乞丐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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