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节:胡适——张学良 胡适——张学良w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 短暂的交往自然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 慨。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合,难以取得 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 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 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然而,还是迟了,热河失守。 胡适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 就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胡适对他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 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 于是,胡适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张学良看了胡适的信的第二天,就 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辞职。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安排他出国考察。 胡适就“九·一八”事变,撰写了六千字的《全国震惊以后》,其中从五个 方面论证了他认为的失败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 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 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爸 爸,张学良造反了!”他认为,张学良“这祸真闯得不小!”由此他认为,张学 良这个人“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他以“叛变”这样的字眼,给张学良 和“西安事变”定了性。 他们的友谊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与巴金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 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 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 张充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有关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 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 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 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 平生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 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就带着 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 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 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 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 《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 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 月9 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 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巴金 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马上给他们发了贺电,祝福他们“幸福无量”。不久,巴 金来到北平时,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里。尽管沈从文新婚燕尔刚刚一个多月,但 他们夫妇对巴金这个好朋友却是相敬如宾。他俩都在酝酿着新的作品,舍不得花 时间闲聊,就分头搞起了创作。北方的秋天气候宜人,沈从文将书房让给巴金创 作《雾·雨·电》中的《雷》,而自己却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写自己的《边城》。 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看望他们新婚夫妇,巴金才搬离沈家。 抗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沈从文的灵魂出现了迷乱。他“游 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他写了大 量的政论杂文,其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为他的前途担忧,就通过 朋友传话,劝导沈从文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遗憾的是沈从文没能够 听从老朋友的劝告而刹住车。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于 是在3 月28日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寻求解脱。幸好他 的妻弟及时发现,挽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沈从文家门庭冷落,很少与朋友往 来。 1949年7 月,巴金应邀到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多次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到 沈从文家拜访。同年9 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协会议时,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 沈从文最为消沉与寂寞的时候,巴金的友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即使是在 “文革”时期,巴金和沈从文都自身难保时,仍然惦念着对方。至于在“文革” 结束后,他们的往来就更多了。可见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挫折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