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爱情无地诉说
花卉园圃万紫千红老板爱情无地诉说(2)
这时候我知道骂他是没用的。但我当然不能让他得逞,我得教训他,用什么
手段呢? 说起来他怎么都想不到。我假装露出怯懦的样子在驾驶室里抽泣起来,而
他以为女人的无声而泣则是半摊半就的先兆。他又进驾驶室来抚慰我。我装着接受
抚慰的样子。他就把我召下来,打个手势把我引到路边一个拐弯的地方,这时夜风
袭袭,我在心里骂死了这个畜牲:你这是拉一车子货走的又是旧公路,怎么敢在这
里发这个非份之想? 如果在这里碰上杀人越货的盗贼,你我不都死得不明不白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他就自己先脱了衣服铺在地下,这时我灵机一动说:“唉哟,
忘了一件东西在车上,说着就往微型货猛跑,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骂:我就把你
这个不讲人伦的家伙拥在这山旮旯里。我跑到车边,钻进驾驶室,刚才我下车时就
已经看到车钥匙仍插在那里,我马上快速打起火,等那家伙惊呼着追来时,我已经
颤颤抖抖着把车开走,他那哭丧的惊呼声我虽然仍依稀听见,但我当然不再心软下
来。我们闽候县属福州市的卫星城,我们这个镇比闽候县距福州还近一些,这几十
公里,你就慢慢走回去吧。( 笔者问她,你会开车,难道他不知道吗?)其实在此
之前,我真不敢说已经会开车了,我只不过跟我三姐几回,她开车我都看着,偶尔
也学着打火、起动、挂档什么的。但一直没好好开过一次。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我对开这微型车特别有信心,我刚起动时颤颤抖抖一会儿,但换了档再开下去时,
就感到容易极了。当我一个人把车开到家时,我聪明的三姐当然就明白了一切。她
不骂我,但我看得出来她还是心疼她老公的。她拿过钥匙。口中嘟囔了两句,马上
叫人卸货。然后马上开车接她老公去了。我知道我不需要在福州继续呆下去了,
于是马上拾掇行李,连夜搭上过路的班车,直奔福州。到了福州,我又马上到火车
站坐夜车往湖南方向而去,经株州、转长沙,第二天便到了我的二姐那里。我二
姐对我的突然来也大惑不解,而我也没有哭诉什么,还当着二姐的面。打电话给我
三姐,嘻嘻哈哈一通,说湖南常德这地方不错,这水乡泽国远比福建的丘陵、坡地
强多了,我就想嫁在这边,不想留在福建,更不想回广西田林去了。我是有意把话
说得轻松,以便使气氛平和融洽,其实我二姐这里是不如我三姐条件好的。这里它
首先不是城镇,而是一个地道的农村,这地方在湖南中不算富,而我嫁的这个人又
不大会挣钱。他最大的优点是好使唤,他常到我二姐家来帮活,故深得我二姐好感,
而对我来说,他最大的好处是听我的话,这样我也就觉得不错了。反正家里家外我
都好像是“一把手”,说了都算。他父母早亡,是他早年守寡的奶奶把他拉扯大的。
我嫁给他后,他那七十六岁的奶奶就在当天喝喜酒的夜里给乐死了,村里人都
说她这是“放心闭上眼睛了”。因为老人家的最大心愿不但是把孙子养大,而且还
必须看到孙子娶上老婆。至于孙子以后混得怎样,她也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不久
我生下一对龙凤双胞胎,我们小夫妻俩,按说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们分到责任
田,地势较低洼,这样我们干脆请来推土机,推出一个大鱼塘来,两年下来,我们
买了手扶拖机,准备还想包几个石灰窑,因为这一带村镇人都要大兴土木,而大规
模建房。除了用大量砖瓦外石灰也是少不了的材料。正当我们首期烧了八个窑的
石灰要狠狠赚它一笔时,一场水患使我们的美好前景全成了泡影。这场水患在我们
那算为五十年一遇的洪水了。常德受到的损失当然很严重。具体到我们家呢? 一共
二十多亩鱼塘变成汪洋一片。起码损失二、三万斤鱼。而新烧八个窑的石灰呢? 其
中有六个全塌掉,两个半塌,石灰全溶渗进泥水里也就算了,我们雇请的人工中还
有六个人被窑塌压伤,其中三人属于重伤,这样一来,我们所攒下的家产全部赔光
还不够。好在我们雇的那几个人员来自贵州荔波地区的穷地方,他们提出的赔偿
要求低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重伤的每个人就一两万元,轻伤的只给几千元。从良
心上说,我是有点内疚,但当时我确实没法去向他们兑现更多了,我三姐那里,虽
然我曾使他们家有过尴尬,但当他们知道我有难马上支持不少,这才使我过了难关。
把贵州的工人们打发后,洪水才退,但我们再也没有激情支撑着再干下去了。
我决定把土地鱼塘全转包给人家,这样我们夫妻就双双来到海南,当时正值海
南第二个开发热潮。一个地方的开发热潮对你们这种捧铁饭碗的人是没有多少区
别的,但像我们这种首先需要糊口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了。起码我老公马上就可以
有活干,他无日无夜去给人跟车装沙子。也难为他了,我们在老家基本上好歹也已
经算一个小业主了,我们的鱼塘请了十二个割草工,专门打草喂鱼,我们八个石灰
窑更是雇了很多人给炸石头,割柴草,还要请烧窑师傅去看窑火,反正我们总共养
了近六十个人——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解决了近六十人的就业问题。( 笔者听到这
里不由得一笑,真想告诉她,你雇请工人,不能说是“养活”,这个“到底谁养活
谁”的问题一百多年以前就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给阐明了。但我最终没有说,因
为我把握不准此时与彼时的情况是否一样。) 〖HT〗谁想到,一场洪水后,我们
成了离乡背井的打工族,一切都从头来了。于是我们就把龙凤胎中的儿子放在老
家给他的一个姑姑看着。我们只带上不那么调皮的皮儿到海口,我们憋足一口气,
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乡! 说起来我老公还是心疼我的,他说他去做工就行了,
我就在家呆着——买买菜带带女儿就可以了。一个男人养不活老婆孩子还叫什么男
人? 起先我并不出去,每天只背着小孩到农垦附近的农留市场去转转,买点最便宜
的菜就回来。不用说我们租的房是最便宜的房,简陋不说,还不能太靠近市区,因
为越近市区房租越贵。我们就租附近村里的一间小屋,反正日头晒不着,雨淋不着
就行了。
这种凄风苦雨的日子过了一段后,我便静不下来了。我每天在菜市场上转,转
来转去就认识了几个贩菜的和一些贩鱼的,其中有些还是广西人。当然,多数是广
东湛江或茂名来的,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海南话,生意做起来就比其他不会说海
南话的人有较大的优势。她们每天贩菜卖菜,我就推知肯定能赚些小钱。我为什么
就不能也做一做呢? 于是,我就把想法对老公说。老公起先并不太同意,但我主意
已定,他还是听我的一——这是从老家带来的传统。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六百元钱
给我做本钱。我第一天背着孩子去贩菜,才知道做这小生意是多么的辛苦,首先
是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步行到博爱路东门市场一带收菜,然后又挑到各个菜市去
卖,在差价不大的蔬菜里,大概每一百斤能赚个十二到十五元左右。但我第一天由
于经验不足,收菜时看花了秤头,卖菜时又不会优劣搭配,结果,钱是没赚着,只
赚得半箩筐卖不出的菜脚,只能留给自己吃了。我虽然第一天赚不到钱,但我却
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叫做捷径,就是收菜不用走那么远——原来,博爱路这个约
定俗成的瓜菜批转交易市场不管是送菜到这里的,还是到这里来收菜的,都来自四
面八方。
而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中,有人开车来,有人开摩托来,有人骑单车来,还有人
走路来,既然收菜的和送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就有可能来自同一方向或大致同一
方向的——那么,如果买卖双方熟到一定程度,不就可以把生意放到家里来做了吗
? 果然,我很快就和几个来自秀英村、滨濂村甚至长流村的送菜农民混熟。而且
我做买卖就讲信誉,绝不去设法做一些有今日没明日的坑人的事。人有诚信,这生
意就好做了。这样,我很快就和他们定货,他们每天就不用送菜到博爱路这么远了,
而约好时间,按惯例的价钱,他们就可以送到我们家里来。这样一来,不但免去了
早起床,而且收的菜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再做下去,我就成了蔬菜瓜果的二手“转
批”。
不久,我收的蔬菜种类就开始“扩展”,生花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
等我也一一收下来,再转批出去。这样,我这二老板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
多。
我收菜、收瓜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
打小闹了。于是在进一步了解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
地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其实,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
口的商贩,还有广东湛江、佛山,甚至中原那几个省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
毕竟海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所谓的“反季节瓜菜”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
节”,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
都能发芽! 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老板,侃价钱,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
算盘,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
愿意吃一点亏。在这群精明过了头的人中,我就敢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
了。当然我也要赚钱,但只要粗算下来有得赚就可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
细。在几次进货交易中,我就在几个瓜田老板那里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邓老
板感到的,是那年连天梅雨,他几百亩瓜田被淹,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
掉,就会烂掉。但这时来收瓜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
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压瓜价。我当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
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
没有用。
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属于大宗生意;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
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发点良知良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我能
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而且在众商家大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
价钱支付。还有,在瓜田冒雨抢收冬瓜时,我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
干了的瓜。当我叫拉瓜司机把车开到田头,现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
邓老板就感动不已了。面对我的“义举”,知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
既定的吨数。这种诚信,一般是相互回报的。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
把瓜拉到海口后,我连夜在租用的仓库中过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
板补足了款项。除此之外,我还应邓老板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
了五间改装过的仓库,及时把被雨浇的瓜抢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
他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
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
“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
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
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
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
差远了。
我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
能比的啊! 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
“这么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
和邓老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
起过来,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
了,但他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
于我们带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
使他安心,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
那时你来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
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
的种种做派不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
生来参观,他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
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
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
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
谁都一样心里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
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样,
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
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
们输吧,这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
万罢了。”、挂档什么的。但一直没好好开过一次。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对
开这微型车特别有信心,我刚起动时颤颤抖抖一会儿,但换了档再开下去时,就感
到容易极了。当我一个人把车开到家时,我聪明的三姐当然就明白了一切。她不骂
我,但我看得出来她还是心疼她老公的。她拿过钥匙。口中嘟囔了两句,马上叫人
卸货。
然后马上开车接她老公去了。我知道我不需要在福州继续呆下去了,于是马
上拾掇行李,连夜搭上过路的班车,直奔福州。到了福州,我又马上到火车站坐夜
车往湖南方向而去,经株州、转长沙,第二天便到了我的二姐那里。我二姐对我
的突然来也大惑不解,而我也没有哭诉什么,还当着二姐的面。打电话给我三姐,
嘻嘻哈哈一通,说湖南常德这地方不错,这水乡泽国远比福建的丘陵、坡地强多了,
我就想嫁在这边,不想留在福建,更不想回广西田林去了。我是有意把话说得轻松,
以便使气氛平和融洽,其实我二姐这里是不如我三姐条件好的。这里它首先不是城
镇,而是一个地道的农村,这地方在湖南中不算富,而我嫁的这个人又不大会挣钱。
他最大的优点是好使唤,他常到我二姐家来帮活,故深得我二姐好感,而对我
来说,他最大的好处是听我的话,这样我也就觉得不错了。反正家里家外我都好像
是“一把手”,说了都算。他父母早亡,是他早年守寡的奶奶把他拉扯大的。我嫁
给他后,他那七十六岁的奶奶就在当天喝喜酒的夜里给乐死了,村里人都说她这是
“放心闭上眼睛了”。因为老人家的最大心愿不但是把孙子养大,而且还必须看到
孙子娶上老婆。至于孙子以后混得怎样,她也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不久我生下一
对龙凤双胞胎,我们小夫妻俩,按说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们分到责任田,地势
较低洼,这样我们干脆请来推土机,推出一个大鱼塘来,两年下来,我们买了手扶
拖机,准备还想包几个石灰窑,因为这一带村镇人都要大兴土木,而大规模建房。
除了用大量砖瓦外石灰也是少不了的材料。正当我们首期烧了八个窑的石灰
要狠狠赚它一笔时,一场水患使我们的美好前景全成了泡影。这场水患在我们那算
为五十年一遇的洪水了。常德受到的损失当然很严重。具体到我们家呢? 一共二十
多亩鱼塘变成汪洋一片。起码损失二、三万斤鱼。而新烧八个窑的石灰呢? 其中有
六个全塌掉,两个半塌,石灰全溶渗进泥水里也就算了,我们雇请的人工中还有六
个人被窑塌压伤,其中三人属于重伤,这样一来,我们所攒下的家产全部赔光还不
够。
好在我们雇的那几个人员来自贵州荔波地区的穷地方,他们提出的赔偿要求
低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重伤的每个人就一两万元,轻伤的只给几千元。从良心上
说,我是有点内疚,但当时我确实没法去向他们兑现更多了,我三姐那里,虽然我
曾使他们家有过尴尬,但当他们知道我有难马上支持不少,这才使我过了难关。把
贵州的工人们打发后,洪水才退,但我们再也没有激情支撑着再干下去了。我决定
把土地鱼塘全转包给人家,这样我们夫妻就双双来到海南,当时正值海南第二个开
发热潮。一个地方的开发热潮对你们这种捧铁饭碗的人是没有多少区别的,但像
我们这种首先需要糊口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了。起码我老公马上就可以有活干,他
无日无夜去给人跟车装沙子。也难为他了,我们在老家基本上好歹也已经算一个小
业主了,我们的鱼塘请了十二个割草工,专门打草喂鱼,我们八个石灰窑更是雇了
很多人给炸石头,割柴草,还要请烧窑师傅去看窑火,反正我们总共养了近六十个
人——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解决了近六十人的就业问题。( 笔者听到这里不由得一
笑,真想告诉她,你雇请工人,不能说是“养活”,这个“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
一百多年以前就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给阐明了。但我最终没有说,因为我把握不
准此时与彼时的情况是否一样。) 〖HT〗谁想到,一场洪水后,我们成了离乡背
井的打工族,一切都从头来了。于是我们就把龙凤胎中的儿子放在老家给他的一
个姑姑看着。
我们只带上不那么调皮的皮儿到海口,我们憋足一口气,不混出个人样来,绝
不回乡! 说起来我老公还是心疼我的,他说他去做工就行了,我就在家呆着——
买买菜带带女儿就可以了。一个男人养不活老婆孩子还叫什么男人? 起先我并不出
去,每天只背着小孩到农垦附近的农留市场去转转,买点最便宜的菜就回来。不用
说我们租的房是最便宜的房,简陋不说,还不能太靠近市区,因为越近市区房租越
贵。
我们就租附近村里的一间小屋,反正日头晒不着,雨淋不着就行了。这种凄风
苦雨的日子过了一段后,我便静不下来了。我每天在菜市场上转,转来转去就认识
了几个贩菜的和一些贩鱼的,其中有些还是广西人。当然,多数是广东湛江或茂名
来的,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海南话,生意做起来就比其他不会说海南话的人有较
大的优势。她们每天贩菜卖菜,我就推知肯定能赚些小钱。我为什么就不能也做一
做呢? 于是,我就把想法对老公说。老公起先并不太同意,但我主意已定,他还是
听我的一——这是从老家带来的传统。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六百元钱给我做本钱。
我第一天背着孩子去贩菜,才知道做这小生意是多么的辛苦,首先是凌晨两
三点钟就起床,步行到博爱路东门市场一带收菜,然后又挑到各个菜市去卖,在差
价不大的蔬菜里,大概每一百斤能赚个十二到十五元左右。但我第一天由于经验不
足,收菜时看花了秤头,卖菜时又不会优劣搭配,结果,钱是没赚着,只赚得半箩
筐卖不出的菜脚,只能留给自己吃了。我虽然第一天赚不到钱,但我却发现了一
个规律,或者叫做捷径,就是收菜不用走那么远——原来,博爱路这个约定俗成的
瓜菜批转交易市场不管是送菜到这里的,还是到这里来收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
而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中,有人开车来,有人开摩托来,有人骑单车来,还有人
走路来,既然收菜的和送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就有可能来自同一方向或大致同一
方向的——那么,如果买卖双方熟到一定程度,不就可以把生意放到家里来做了吗
? 果然,我很快就和几个来自秀英村、滨濂村甚至长流村的送菜农民混熟。而且
我做买卖就讲信誉,绝不去设法做一些有今日没明日的坑人的事。人有诚信,这生
意就好做了。
这样,我很快就和他们定货,他们每天就不用送菜到博爱路这么远了,而约好
时间,按惯例的价钱,他们就可以送到我们家里来。这样一来,不但免去了早起床,
而且收的菜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再做下去,我就成了蔬菜瓜果的二手“转批”。
不久,我收的蔬菜种类就开始“扩展”,生花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等我也
一一收下来,再转批出去。这样,我这二老板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多。
我收菜、收瓜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闹
了。于是在进一步了解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地便进
入了我的视野。其实,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口的商
贩,还有广东湛江、佛山,甚至中原那几个省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毕竟海
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所谓的“反季节瓜菜”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节”,
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都能发
芽! 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老板,侃价钱,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盘,
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愿意吃
一点亏。
在这群精明过了头的人中,我就敢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了。当然我
也要赚钱,但只要粗算下来有得赚就可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细。在几次
进货交易中,我就在几个瓜田老板那里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邓老板感到的,
是那年连天梅雨,他几百亩瓜田被淹,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
掉。
但这时来收瓜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
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压瓜价。我当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
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没有用。
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属于大宗生意;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
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发点良知良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我能
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而且在众商家大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
价钱支付。
还有,在瓜田冒雨抢收冬瓜时,我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干了的
瓜。
当我叫拉瓜司机把车开到田头,现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邓老板
就感动不已了。面对我的“义举”,知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既定的
吨数。
这种诚信,一般是相互回报的。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把瓜拉到
海口后,我连夜在租用的仓库中过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板补足了
款项。
除此之外,我还应邓老板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
过的仓库,及时把被雨浇的瓜抢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他的损失减
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着泪水,却
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
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
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
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
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
啊! 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这么
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
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
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
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
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
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那时你来
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
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
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
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
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
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
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
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
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样,他在离开海
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
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
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
说了都算。他父母早亡,是他早年守寡的奶奶把他拉扯大的。我嫁给他后,
他那七十六岁的奶奶就在当天喝喜酒的夜里给乐死了,村里人都说她这是“放心闭
上眼睛了”。因为老人家的最大心愿不但是把孙子养大,而且还必须看到孙子娶上
老婆。至于孙子以后混得怎样,她也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不久我生下一对龙凤双
胞胎,我们小夫妻俩,按说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们分到责任田,地势较低洼,
这样我们干脆请来推土机,推出一个大鱼塘来,两年下来,我们买了手扶拖机,准
备还想包几个石灰窑,因为这一带村镇人都要大兴土木,而大规模建房。除了用大
量砖瓦外石灰也是少不了的材料。正当我们首期烧了八个窑的石灰要狠狠赚它一
笔时,一场水患使我们的美好前景全成了泡影。这场水患在我们那算为五十年一遇
的洪水了。常德受到的损失当然很严重。具体到我们家呢? 一共二十多亩鱼塘变成
汪洋一片。起码损失二、三万斤鱼。而新烧八个窑的石灰呢? 其中有六个全塌掉,
两个半塌,石灰全溶渗进泥水里也就算了,我们雇请的人工中还有六个人被窑塌压
伤,其中三人属于重伤,这样一来,我们所攒下的家产全部赔光还不够。好在我
们雇的那几个人员来自贵州荔波地区的穷地方,他们提出的赔偿要求低得我都有点
不好意思。重伤的每个人就一两万元,轻伤的只给几千元。从良心上说,我是有点
内疚,但当时我确实没法去向他们兑现更多了,我三姐那里,虽然我曾使他们家有
过尴尬,但当他们知道我有难马上支持不少,这才使我过了难关。把贵州的工人们
打发后,洪水才退,但我们再也没有激情支撑着再干下去了。我决定把土地鱼塘全
转包给人家,这样我们夫妻就双双来到海南,当时正值海南第二个开发热潮。一
个地方的开发热潮对你们这种捧铁饭碗的人是没有多少区别的,但像我们这种首先
需要糊口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了。起码我老公马上就可以有活干,他无日无夜去给
人跟车装沙子。也难为他了,我们在老家基本上好歹也已经算一个小业主了,我们
的鱼塘请了十二个割草工,专门打草喂鱼,我们八个石灰窑更是雇了很多人给炸石
头,割柴草,还要请烧窑师傅去看窑火,反正我们总共养了近六十个人——用时髦
的话来说就是解决了近六十人的就业问题。( 笔者听到这里不由得一笑,真想告诉
她,你雇请工人,不能说是“养活”,这个“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一百多年以前
就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给阐明了。但我最终没有说,因为我把握不准此时与彼时
的情况是否一样。) 〖HT〗谁想到,一场洪水后,我们成了离乡背井的打工族,
一切都从头来了。于是我们就把龙凤胎中的儿子放在老家给他的一个姑姑看着。
我们只带上不那么调皮的皮儿到海口,我们憋足一口气,不混出个人样来,绝
不回乡! 说起来我老公还是心疼我的,他说他去做工就行了,我就在家呆着——
买买菜带带女儿就可以了。一个男人养不活老婆孩子还叫什么男人? 起先我并不出
去,每天只背着小孩到农垦附近的农留市场去转转,买点最便宜的菜就回来。不用
说我们租的房是最便宜的房,简陋不说,还不能太靠近市区,因为越近市区房租越
贵。
我们就租附近村里的一间小屋,反正日头晒不着,雨淋不着就行了。这种凄风
苦雨的日子过了一段后,我便静不下来了。我每天在菜市场上转,转来转去就认识
了几个贩菜的和一些贩鱼的,其中有些还是广西人。当然,多数是广东湛江或茂名
来的,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海南话,生意做起来就比其他不会说海南话的人有较
大的优势。她们每天贩菜卖菜,我就推知肯定能赚些小钱。我为什么就不能也做一
做呢? 于是,我就把想法对老公说。老公起先并不太同意,但我主意已定,他还是
听我的一——这是从老家带来的传统。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六百元钱给我做本钱。
我第一天背着孩子去贩菜,才知道做这小生意是多么的辛苦,首先是凌晨两
三点钟就起床,步行到博爱路东门市场一带收菜,然后又挑到各个菜市去卖,在差
价不大的蔬菜里,大概每一百斤能赚个十二到十五元左右。但我第一天由于经验不
足,收菜时看花了秤头,卖菜时又不会优劣搭配,结果,钱是没赚着,只赚得半箩
筐卖不出的菜脚,只能留给自己吃了。我虽然第一天赚不到钱,但我却发现了一
个规律,或者叫做捷径,就是收菜不用走那么远——原来,博爱路这个约定俗成的
瓜菜批转交易市场不管是送菜到这里的,还是到这里来收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
而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中,有人开车来,有人开摩托来,有人骑单车来,还有人
走路来,既然收菜的和送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就有可能来自同一方向或大致同一
方向的——那么,如果买卖双方熟到一定程度,不就可以把生意放到家里来做了吗
? 果然,我很快就和几个来自秀英村、滨濂村甚至长流村的送菜农民混熟。而且
我做买卖就讲信誉,绝不去设法做一些有今日没明日的坑人的事。人有诚信,这生
意就好做了。
这样,我很快就和他们定货,他们每天就不用送菜到博爱路这么远了,而约好
时间,按惯例的价钱,他们就可以送到我们家里来。这样一来,不但免去了早起床,
而且收的菜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再做下去,我就成了蔬菜瓜果的二手“转批”。
不久,我收的蔬菜种类就开始“扩展”,生花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等我也
一一收下来,再转批出去。这样,我这二老板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多。
我收菜、收瓜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闹
了。于是在进一步了解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地便进
入了我的视野。其实,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口的商
贩,还有广东湛江、佛山,甚至中原那几个省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毕竟海
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所谓的“反季节瓜菜”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节”,
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都能发
芽! 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老板,侃价钱,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盘,
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愿意吃
一点亏。
在这群精明过了头的人中,我就敢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了。当然我
也要赚钱,但只要粗算下来有得赚就可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细。在几次
进货交易中,我就在几个瓜田老板那里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邓老板感到的,
是那年连天梅雨,他几百亩瓜田被淹,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
掉。
但这时来收瓜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
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压瓜价。我当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
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没有用。
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属于大宗生意;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
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发点良知良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我能
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而且在众商家大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
价钱支付。
还有,在瓜田冒雨抢收冬瓜时,我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干了的
瓜。
当我叫拉瓜司机把车开到田头,现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邓老板
就感动不已了。面对我的“义举”,知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既定的
吨数。
这种诚信,一般是相互回报的。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把瓜拉到
海口后,我连夜在租用的仓库中过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板补足了
款项。
除此之外,我还应邓老板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
过的仓库,及时把被雨浇的瓜抢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他的损失减
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着泪水,却
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
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
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
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
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
啊! 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这么
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
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
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
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
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
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那时你来
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
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
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
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
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
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
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
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
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样,他在离开海
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
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
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
人就一两万元,轻伤的只给几千元。从良心上说,我是有点内疚,但当时我
确实没法去向他们兑现更多了,我三姐那里,虽然我曾使他们家有过尴尬,但当他
们知道我有难马上支持不少,这才使我过了难关。把贵州的工人们打发后,洪水才
退,但我们再也没有激情支撑着再干下去了。我决定把土地鱼塘全转包给人家,这
样我们夫妻就双双来到海南,当时正值海南第二个开发热潮。一个地方的开发热
潮对你们这种捧铁饭碗的人是没有多少区别的,但像我们这种首先需要糊口的人来
说就非常重要了。起码我老公马上就可以有活干,他无日无夜去给人跟车装沙子。
也难为他了,我们在老家基本上好歹也已经算一个小业主了,我们的鱼塘请了
十二个割草工,专门打草喂鱼,我们八个石灰窑更是雇了很多人给炸石头,割柴草,
还要请烧窑师傅去看窑火,反正我们总共养了近六十个人——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
解决了近六十人的就业问题。( 笔者听到这里不由得一笑,真想告诉她,你雇请工
人,不能说是“养活”,这个“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一百多年以前就在经典马克
思主义那里给阐明了。但我最终没有说,因为我把握不准此时与彼时的情况是否一
样。
) 〖HT 〗谁想到,一场洪水后,我们成了离乡背井的打工族,一切都从头
来了。
于是我们就把龙凤胎中的儿子放在老家给他的一个姑姑看着。我们只带上不
那么调皮的皮儿到海口,我们憋足一口气,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乡! 说起来
我老公还是心疼我的,他说他去做工就行了,我就在家呆着——买买菜带带女儿就
可以了。一个男人养不活老婆孩子还叫什么男人? 起先我并不出去,每天只背着小
孩到农垦附近的农留市场去转转,买点最便宜的菜就回来。不用说我们租的房是最
便宜的房,简陋不说,还不能太靠近市区,因为越近市区房租越贵。我们就租附近
村里的一间小屋,反正日头晒不着,雨淋不着就行了。这种凄风苦雨的日子过了一
段后,我便静不下来了。我每天在菜市场上转,转来转去就认识了几个贩菜的和一
些贩鱼的,其中有些还是广西人。当然,多数是广东湛江或茂名来的,他们都能讲
一口流利的海南话,生意做起来就比其他不会说海南话的人有较大的优势。她们每
天贩菜卖菜,我就推知肯定能赚些小钱。我为什么就不能也做一做呢? 于是,我就
把想法对老公说。老公起先并不太同意,但我主意已定,他还是听我的一——这是
从老家带来的传统。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六百元钱给我做本钱。我第一天背着孩
子去贩菜,才知道做这小生意是多么的辛苦,首先是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步行到
博爱路东门市场一带收菜,然后又挑到各个菜市去卖,在差价不大的蔬菜里,大概
每一百斤能赚个十二到十五元左右。但我第一天由于经验不足,收菜时看花了秤头,
卖菜时又不会优劣搭配,结果,钱是没赚着,只赚得半箩筐卖不出的菜脚,只能留
给自己吃了。我虽然第一天赚不到钱,但我却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叫做捷径,
就是收菜不用走那么远——原来,博爱路这个约定俗成的瓜菜批转交易市场不管是
送菜到这里的,还是到这里来收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而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中,
有人开车来,有人开摩托来,有人骑单车来,还有人走路来,既然收菜的和送菜的
都来自四面八方,就有可能来自同一方向或大致同一方向的——那么,如果买卖双
方熟到一定程度,不就可以把生意放到家里来做了吗? 果然,我很快就和几个来
自秀英村、滨濂村甚至长流村的送菜农民混熟。而且我做买卖就讲信誉,绝不去设
法做一些有今日没明日的坑人的事。人有诚信,这生意就好做了。这样,我很快就
和他们定货,他们每天就不用送菜到博爱路这么远了,而约好时间,按惯例的价钱,
他们就可以送到我们家里来。这样一来,不但免去了早起床,而且收的菜数量也大
大增加了。再做下去,我就成了蔬菜瓜果的二手“转批”。不久,我收的蔬菜种
类就开始“扩展”,生花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等我也一一收下来,再转批
出去。这样,我这二老板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多。我收菜、收瓜达到一
定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闹了。于是在进一步了
解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地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其
实,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口的商贩,还有广东湛江、
佛山,甚至中原那几个省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毕竟海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
所谓的“反季节瓜菜”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节”,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
晒,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都能发芽! 到瓜田做生意的
人找老板,侃价钱,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盘,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
—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愿意吃一点亏。在这群精明过
了头的人中,我就敢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了。当然我也要赚钱,但只要
粗算下来有得赚就可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细。在几次进货交易中,我就
在几个瓜田老板那里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邓老板感到的,是那年连天梅雨,
他几百亩瓜田被淹,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掉。但这时来收瓜
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想
趁机压瓜价。我当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赞
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
限,不属于大宗生意;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
你若是发点良知良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我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
而且在众商家大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价钱支付。还有,在瓜田
冒雨抢收冬瓜时,我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干了的瓜。当我叫拉瓜司
机把车开到田头,现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邓老板就感动不已了。面
对我的“义举”,知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既定的吨数。这种诚信,
一般是相互回报的。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把瓜拉到海口后,我连夜在
租用的仓库中过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板补足了款项。除此之外,
我还应邓老板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过的仓库,及时把
被雨浇的瓜抢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他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
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副总经理。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
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
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
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马上就任的
“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啊! 但我
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就要到
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板回话时也
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我这里还
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舍不得那
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来海口的
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或者说
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那时你来到瓜田
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
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
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
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
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
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
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
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
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
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
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
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胎中的
儿子放在老家给他的一个姑姑看着。我们只带上不那么调皮的皮儿到海口,我们憋
足一口气,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乡! 说起来我老公还是心疼我的,他说他去
做工就行了,我就在家呆着——买买菜带带女儿就可以了。一个男人养不活老婆孩
子还叫什么男人? 起先我并不出去,每天只背着小孩到农垦附近的农留市场去转转,
买点最便宜的菜就回来。不用说我们租的房是最便宜的房,简陋不说,还不能太靠
近市区,因为越近市区房租越贵。我们就租附近村里的一间小屋,反正日头晒不着,
雨淋不着就行了。这种凄风苦雨的日子过了一段后,我便静不下来了。我每天在菜
市场上转,转来转去就认识了几个贩菜的和一些贩鱼的,其中有些还是广西人。当
然,多数是广东湛江或茂名来的,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海南话,生意做起来就比
其他不会说海南话的人有较大的优势。她们每天贩菜卖菜,我就推知肯定能赚些小
钱。
我为什么就不能也做一做呢? 于是,我就把想法对老公说。老公起先并不太同
意,但我主意已定,他还是听我的一——这是从老家带来的传统。于是他从口袋里
掏出六百元钱给我做本钱。我第一天背着孩子去贩菜,才知道做这小生意是多么
的辛苦,首先是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步行到博爱路东门市场一带收菜,然后又挑
到各个菜市去卖,在差价不大的蔬菜里,大概每一百斤能赚个十二到十五元左右。
但我第一天由于经验不足,收菜时看花了秤头,卖菜时又不会优劣搭配,结果,
钱是没赚着,只赚得半箩筐卖不出的菜脚,只能留给自己吃了。我虽然第一天赚
不到钱,但我却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叫做捷径,就是收菜不用走那么远——原来,
博爱路这个约定俗成的瓜菜批转交易市场不管是送菜到这里的,还是到这里来收菜
的,都来自四面八方。而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中,有人开车来,有人开摩托来,有人
骑单车来,还有人走路来,既然收菜的和送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就有可能来自同
一方向或大致同一方向的——那么,如果买卖双方熟到一定程度,不就可以把生意
放到家里来做了吗? 果然,我很快就和几个来自秀英村、滨濂村甚至长流村的送
菜农民混熟。而且我做买卖就讲信誉,绝不去设法做一些有今日没明日的坑人的事。
人有诚信,这生意就好做了。这样,我很快就和他们定货,他们每天就不用送
菜到博爱路这么远了,而约好时间,按惯例的价钱,他们就可以送到我们家里来。
这样一来,不但免去了早起床,而且收的菜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再做下去,我
就成了蔬菜瓜果的二手“转批”。不久,我收的蔬菜种类就开始“扩展”,生花
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等我也一一收下来,再转批出去。这样,我这二老板
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多。我收菜、收瓜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
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闹了。于是在进一步了解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
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地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其实,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
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口的商贩,还有广东湛江、佛山,甚至中原那几个省
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毕竟海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所谓的“反季节瓜菜”
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节”,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湿润的气候和
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都能发芽! 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老板,侃价钱,
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盘,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小生意的
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愿意吃一点亏。在这群精明过了头的人中,我就敢
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了。当然我也要赚钱,但只要粗算下来有得赚就可
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细。在几次进货交易中,我就在几个瓜田老板那里
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邓老板感到的,是那年连天梅雨,他几百亩瓜田被淹,
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掉。但这时来收瓜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
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压瓜价。我当
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
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属于大宗生意
;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发点良知良
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我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而且在众商家大
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价钱支付。还有,在瓜田冒雨抢收冬瓜时,我
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干了的瓜。当我叫拉瓜司机把车开到田头,现
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邓老板就感动不已了。面对我的“义举”,知
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既定的吨数。这种诚信,一般是相互回报的。
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把瓜拉到海口后,我连夜在租用的仓库中过
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板补足了款项。除此之外,我还应邓老板
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过的仓库,及时把被雨浇的瓜抢
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他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极的
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
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
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
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
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
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啊! 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
我的“走运”
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
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
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
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
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
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
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那时你来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
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
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
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
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
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
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
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
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
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
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
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
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三点钟就起床,步行到博爱路
东门市场一带收菜,然后又挑到各个菜市去卖,在差价不大的蔬菜里,大概每一百
斤能赚个十二到十五元左右。但我第一天由于经验不足,收菜时看花了秤头,卖菜
时又不会优劣搭配,结果,钱是没赚着,只赚得半箩筐卖不出的菜脚,只能留给自
己吃了。
我虽然第一天赚不到钱,但我却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叫做捷径,就是收菜
不用走那么远——原来,博爱路这个约定俗成的瓜菜批转交易市场不管是送菜到这
里的,还是到这里来收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而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中,有人开车
来,有人开摩托来,有人骑单车来,还有人走路来,既然收菜的和送菜的都来自四
面八方,就有可能来自同一方向或大致同一方向的——那么,如果买卖双方熟到一
定程度,不就可以把生意放到家里来做了吗? 果然,我很快就和几个来自秀英村、
滨濂村甚至长流村的送菜农民混熟。而且我做买卖就讲信誉,绝不去设法做一些有
今日没明日的坑人的事。
人有诚信,这生意就好做了。这样,我很快就和他们定货,他们每天就不用送
菜到博爱路这么远了,而约好时间,按惯例的价钱,他们就可以送到我们家里来。
这样一来,不但免去了早起床,而且收的菜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再做下去,我
就成了蔬菜瓜果的二手“转批”。不久,我收的蔬菜种类就开始“扩展”,生花
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等我也一一收下来,再转批出去。这样,我这二老板
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多。我收菜、收瓜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
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闹了。于是在进一步了解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
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地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其实,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
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口的商贩,还有广东湛江、佛山,甚至中原那几个省
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毕竟海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所谓的“反季节瓜菜”
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节”,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湿润的气候和
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都能发芽! 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老板,侃价钱,
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盘,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小生意的
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愿意吃一点亏。在这群精明过了头的人中,我就敢
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了。当然我也要赚钱,但只要粗算下来有得赚就可
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细。在几次进货交易中,我就在几个瓜田老板那里
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邓老板感到的,是那年连天梅雨,他几百亩瓜田被淹,
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掉。但这时来收瓜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
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压瓜价。我当
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
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属于大宗生意
;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发点良知良
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我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而且在众商家大
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价钱支付。还有,在瓜田冒雨抢收冬瓜时,我
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干了的瓜。当我叫拉瓜司机把车开到田头,现
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邓老板就感动不已了。面对我的“义举”,知
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既定的吨数。这种诚信,一般是相互回报的。
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把瓜拉到海口后,我连夜在租用的仓库中过
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板补足了款项。除此之外,我还应邓老板
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过的仓库,及时把被雨浇的瓜抢
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他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极的
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
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
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
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
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
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啊! 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
我的“走运”
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
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
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
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
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
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
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那时你来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
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
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
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
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
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
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
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
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
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
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
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
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手“转批”。不久,我收的
蔬菜种类就开始“扩展”,生花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等我也一一收下来,
再转批出去。
这样,我这二老板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多。我收菜、收瓜达到一定
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闹了。于是在进一步了解
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地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其实,
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口的商贩,还有广东湛江、佛山,
甚至中原那几个省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毕竟海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所谓
的“反季节瓜菜”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节”,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
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都能发芽! 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
老板,侃价钱,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盘,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特
别是做小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愿意吃一点亏。在这群精明过了头
的人中,我就敢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了。当然我也要赚钱,但只要粗算
下来有得赚就可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细。在几次进货交易中,我就在几
个瓜田老板那里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邓老板感到的,是那年连天梅雨,他几
百亩瓜田被淹,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掉。但这时来收瓜的生
意佬们在一个广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
压瓜价。我当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
情况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
不属于大宗生意;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
若是发点良知良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我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
而且在众商家大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价钱支付。还有,在瓜田
冒雨抢收冬瓜时,我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干了的瓜。当我叫拉瓜司
机把车开到田头,现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邓老板就感动不已了。面
对我的“义举”,知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既定的吨数。这种诚信,
一般是相互回报的。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把瓜拉到海口后,我连夜在
租用的仓库中过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板补足了款项。除此之外,
我还应邓老板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过的仓库,及时把
被雨浇的瓜抢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他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
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副总经理。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
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
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
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马上就任的
“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啊! 但我
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就要到
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板回话时也
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我这里还
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舍不得那
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来海口的
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或者说
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那时你来到瓜田
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
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
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
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
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
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
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
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
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
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
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
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果不及
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掉。但这时来收瓜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
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压瓜价。我当时也在场,我感到这
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是说,我
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属于大宗生意;二来我一个女人,
号召力也有限;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发点良知良心什么的,大多会被
人嘲笑。
我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而且在众商家大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
动按既定的价钱支付。还有,在瓜田冒雨抢收冬瓜时,我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
收进仓库晾干了的瓜。当我叫拉瓜司机把车开到田头,现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
在现场的邓老板就感动不已了。面对我的“义举”,知道,这一“叠满”,肯定要
大大超过既定的吨数。这种诚信,一般是相互回报的。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
宜,于是把瓜拉到海口后,我连夜在租用的仓库中过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
就给邓老板补足了款项。除此之外,我还应邓老板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
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过的仓库,及时把被雨浇的瓜抢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
最终使他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
他强忍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
为他的“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
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
着人家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
工,由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
起来就差远了。我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
杂工班长所能比的啊! 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冷冷
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
意,于是在和邓老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
同你老公一起过来,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
度就好一些了,但他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
段再说。至于我们带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
的,但为了使他安心,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
基地来了。那时你来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
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
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
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
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
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
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
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
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
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
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
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
十来万罢了。”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
红,他强忍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
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
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
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
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
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
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啊! 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
冷冷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 ”我当然明白男人
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
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
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
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
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
农业基地来了。那时你来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
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
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
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
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们作家参观
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
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
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
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
庭。这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
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
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
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那时你来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
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
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
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
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
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
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
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
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
实情准备开庭。这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
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
“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
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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