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1978：曙光乍现(6)

　　据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
700 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十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
均每人每年仅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
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 ，远低于全国80% 左
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
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 。这些客观现状作为
日后" 温州模式" 的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 反叛" 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
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 边际" ，若即若离
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
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重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
革命的起点。

　　不管文字上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
我们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在许多
人的生活大起大落、充满悲欢离合时，温州却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
可有些人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
可泣之事，更有值得书写之人。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
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
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 。基层的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
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揣摩最高权力层领导人的
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的" 壮举" ，
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 月，
温州永嘉县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
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深思熟虑，与戴洁天悄悄试验着中国农村第
一次包产到户。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
一切做法都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 大逆不道" 。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更
是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
户是" 打退堂鼓" 。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
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驳。

　　" 左倾" 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
年后被打入" 冷宫" ，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
则极具创意。第一张大字报" 言简意赅" ，省人代会期间，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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