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第一章中国的起源文化(16)

　　董仲舒认为，思想领域百家并存，“师异道，人异论”，主张不同，政见分
歧，弄得在位的人难以统一法令，普通百姓不知所从，违背了大一统的时代要求。
因此，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独尊
儒术”的主张，侧面反映了治理国家中，政治和文化合一思想的产生背景。

　　中国思维中政治文化合一的观念大概是在此得来的，从此，中国出现政治不
断强有力地干预文化的现象，这大概也是中国产生人类历史上唯一的连续文化的
因素之一吧，也大致讲出了文化需要政治干预，而政治需要文化来维护和监督的
道理。

　　孔子之术在前时代，就处处为王公贵族考虑，是方便统治的法术。卢梭讲：
“人们最好还是首先着手教给他们以服从的艺术吧！历史上那些出名的最伟大的
国王们所受的教养，决不是为了进行统治”。汉武帝刘彻抬头便发现孔子之术是
一门让百姓温顺服从的艺术，于是委托董仲舒做件新妆，打扮好后，隆而重之地
抬出来，并且命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儒术，把“天”放到显要位置，说大一统政权是“天地之常经，古
今之通谊”。要维护大一统，必须把皇帝奉为国之本。如果不以国君为本，便违
反了天意。天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有意志能感应人事，自然和社会
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人间的祸福，都是天意的安排，违反天意就必然遭受
到谴责和惩罚。

　　其次，董仲舒把孔子的“正名分”转化为道德规范，提出“三纲”“五常”
的伦理关系，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臣，父子，夫妻之间有绝对
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人之间的关系，要以仁、义、礼、智、信为准绳。这等
于更具体把儒家的权力分派到了千家万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确立以礼为主，文武并用，皇族内法
外儒的策略，这种策略一直受到封建王朝的推崇。董仲舒的儒术，为皇族服务的
特点明显，在家族政治中，把皇族摆在天的位置，其余的家族按政治地位分等级，
比孔子的社会角色论要逊色些，但是却更利于形成金字塔状的社会角色结构，为
儒学的生命力施加了万世之肥，

　　由此可见，社会或国家的发展，是人力可为的东西，并非沿着未知的规律波
浪式地前进。如果统治者深深懂得权谋术，懂得如何不战而胜，那么一个国家是
可控制的。一种学说，一种思想并非是空穴来风，必然与政治的干预相关联。政
府确立一种指导思想和教育人民的学说，这些思想便反过来报答它的政府和国家，
进步的引起进步，落后的引起落后，缺点在现实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只有积极主
动者才有希望，消极被动者终被消灭。

　　从道德家系统、儒家系统和法家系统的总结来看，中国古思维较之于西方的
古思维有根本区别。

　　在古希腊，圣人们产生了许多神祗，以为人类社会是由上帝主宰着、统治着，
人是被动的屈服的，中国古代的三大文化系统都没有这种观念。道德家没有创造
出伟大的神祗，他只认人，人类由“道”这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支配着，而且人们
可以通过修炼而得“道”。儒家系圣人也不创造神仙，他只主张社会应该秩序化、
组织化，才会坚强有力，国家才象一个国家。而且儒家系也认为，人是可以修养
的，而且必须通过修养，才能对社会有益。法家人物也不要神仙和基督，更不要
玉皇大帝，主张人们可以在法的标准下平等，但法治不排斥进行教育国民的工作。
这表明，中国社会形成初期，便对如何修炼个人方面狠下功夫。使个人适应社会，
主张不论国家也好，社会也好，由并不超出人之外的力量统治，而是由人自己来
统治。人要好好地统治自己，必须修身养性。希腊人通过神祗的崇拜产生国家向
心力，中国人通过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产生社会向心力。

　　近代西方社会，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西方人的神祗破灭了，神祗由共通
的法律来代替，人们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对飞速发展的物质世界的适应。但在近代
中国，人们并不相信法，而相信人，人是政治，人是社会，人也是法，法由人主
宰着，这是首要的。只有与人性修养和宗法关系联系紧密的东西最受欢迎，其次
才是来自科学技术的教育和物质世界不断变化的教育。因此在近代中国，一方面
科学技术保持着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也较少地感到精神的空虚和人生的寒冷。

　　中国的起源文化为什么催生了家庭为社会结构基本单元，而不是个人为社会
结构基本单元，文化之外的因素应该是生产力因素。即当时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自
然条件以及中国当时拥有的发达的农业耕作技术，推进了家庭为单元的社会生产
方式。因此，商鞅改革时充分发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夺取土地的动力，统一了国
家。但中国统一后，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却并不是法学，而是儒学。原因在于法
学侧重发展生产力，儒学侧重家庭的道德教育，决定社会稳定的最终因素是社会
结构基本单元而不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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