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一点往事文/洪子诚(2)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
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 五·七干校" 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
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
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
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
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 里通外国" 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
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
（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
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1958、1959年间的那些部分
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 批判者" 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 反右派" 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 大跃
进" 。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 四害" 、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
产十万斤记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 拔白旗、插红旗" ——批判" 资
产阶级" 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会聚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 权
威" 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 冲击" 。记得，中文系的
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
恩、王瑶，他们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
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 任务" 为什么交由我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
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
由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
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
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
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 无产阶级立场" 上的" 小人物
" ，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 两条路线斗争""党
的领导""研究方法" 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周扬总结"
反右" 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 武器" ，来寻求《史稿》中的
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
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
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
《文学评论》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为《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
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
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 。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 鲁迅" 命名。
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
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
行字：" 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 但我却临阵脱
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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