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6)

　　曾祖父宝元公的季弟坤元公，武艺很好，胆气过人，然不乐乡间耕作，喜欢
和江湖上的朋友来往。阖族上下，凡涉及官司要上衙门过堂，都是他代理前去。
那时候小老百姓畏官如虎，一见县太爷开堂那架势，两班虎狼衙役分立，大老爷
高高在上，跪下来的小民多数汗都不敢出，有理吓成没理了。这位坤元公却面不
改色，申诉己方理由侃侃而谈。这样的人才，一旦逢上乱世，必定不会安分。1927
年前后，他的机会来了。农民运动席卷整个湖南，湘中大县邵阳亦不例外，坤元
公这样的人，是天生为运动而生的，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农会的骨干分子，带
领一帮子有些痞里痞气的农民去吃大户，开人家粮仓，杀人家肥猪，大碗喝酒大
块吃肉，这种梁山式的日子好不快活。但好日子太短，不久便是许克祥在长沙发
动“马日事变”，随后国共分道扬镳，执政的国民党向原来的兄弟共产党大开杀
戒，邵阳作为湘中大县府城所在地，这种清算极其残酷。本家族住白水洞的一支，
出了个江姐式的女豪李芬，因亲戚告密被捕，因为那时候一些赤色的女党人被杀
后，常有流氓侮辱尸体之举，此人在就义前向狱卒要来针线，将手足的皮肉和衣
裤缝合在一起，以此来吓阻小流氓（此事详见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宝元公
作为一个流氓无产者，没有婚娶，人一个卵一条，当然不甘愿束手就缚，于是学
他的祖父，远走贵州，那里苗汉杂聚，天高皇帝远，一直就是老家人避祸的好所
在。其后不知所终，也许是因为江湖险恶，死在哪个不知名的客栈或山寨了。

　　等我家回到鹅梨树下时，这个自然村也分为三个生产队，我所在的七队在山
坳上，地理条件最差，田土为全大队七个小队中最贫瘠的，约一百多人，二十余
户。队里有五户属于男主人在外工作女主人带着孩子在家务农的“半边户”，其
中两户便是我家和我叔父家。

　　从新屋落成起，我家除父亲仍吃“国家粮”外，其他五人算是尘埃落定，老
老实实回家当农民。

　　若干年后，我曾疑惑将我们四位未成年的兄弟姐妹称为“农民”似乎用词不
当，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能下地干农活，是地地道道的孩子或学生呀？再后来当
出现“农民工”这个由“工”、“农”两种不同职业组合的词时，我才豁然开朗，
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农民”不仅是个职业而是种身份，如果用英语翻译应该是
peasant 而非farmer，后者纯指以农业为职业的人，包括富裕的农场主，不蕴含
其身份低贱经济状况贫困的意思。“农民工”中的“农民”指其以户籍为标识的
身份，“工”则是worker，他从事的职业。所以说我们兄弟姐妹回乡成了“农民”，
并非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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