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3)

　　年底他们根据各家各户对生产队出力的大小，核定口粮标准。我家劳力少，
每年口粮标准是最低的。这还不算什么，每年都得“超支”，也就是说我妈那些
工分，还不能抵我家所分的粮食，我父亲必须再掏钱给生产队。

　　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是分红薯和年底会餐。

　　老家是山区，水田少，旱地多，红薯能顶半年粮。分红薯时，总是跟着哥哥、
姐姐满山跑，名曰“捡狗屎”，分给我家的红薯数量不多，可是给你分成很多堆，
东山一小堆，西山又一小堆，南山还有一小堆。让你为了那点红薯来回奔波，一
直到深夜才能全部挑回家。而那些队上的干部或者和干部关系不错的人，分的红
薯是离村庄很近的同一块土地里的，且个头大、模样周正，生产队在年底时会餐，
一家出一个成年人带一个小孩参加。但是 70 规定必须是男性。而“半边户”家
的成年男人都在外地，女性无资格参加。你有意见，给队长理论“妇女能顶半边
天”，没用。人家说这是大多数社员同意的方案。这倒没说假话，大多数社员有
点嫉妒男人在外面挣工资的家庭，对这种“英明决策”举双手赞成。这样的少数
服从多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群众暴力。有一年，我纠集几个父亲也在外地工
作的伙伴，在聚餐前一天晚上，爬墙进了队部，在已经做好的熟肉里面撒了几泡
尿。得知第二天几十号人毫无察觉地大快朵颐，心里偷偷地乐了好些日子。后来
这件事被一起作案的某位伙伴泄露了，那些吃过那锅肉的人，包括跛子爷爷，并
没有找我家麻烦，而是说：童子尿，是补药，吃了点有什么要紧。

　　听我妈说，那时候的生产队长还不算最威风的，毕竟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做菜，
你想吃什么队长没法干涉。六十年代初大办公共食堂——敝乡百姓称为“过低标
准”，而不说官方所定的“三年自然灾害”，因为灾由老天决定的，那几年老家
无水灾也无旱灾，而“标准”的高低是人自己决定的，我由此再一次佩服民间语
言的精确。——那时候队长对人最大的惩罚是“饿饭”，中午或晚上不让你吃那
可怜的二两米饭，两天下来保证饿得你头晕眼花，在队长面前低声下气。

　　有一次看一本从西方译过来的书，作者说，人的自由度和他所能控制的私有
财产成正比。我马上想到了生产队。公共食堂时，你每顿饭都由人控制，当然不
可能有什么自由。后来食堂解散，自由度大一些了，可还是集体出工，你的工种
是什么，给你记多少工分，年底分你多少口粮，哪块自留地给你，还是由人家决
定。

　　我闲来没事常去生产队的仓库玩耍，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公家”。保管员
是一个和善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公社书记，她的大儿子是中学老师，
做过我哥哥、姐姐和我的班主任。因为在仓库里每次都能碰见她，于是我认为她
就是“公家”。

　　童年时人家问我长大后的志向，我说要当一个保管粮食的“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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