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2)

　　接着是党中央批准知识青年可以返城。

　　“右派”获得平反。

　　纠正一切冤假错案。

　　思想理论界迎来了春天。

　　科技迎来了春天。

　　教育迎来了春天。

　　文艺、文化迎来了春天。

　　工农业生产迎来了春天。

　　仿佛是没有冬天的几年。

　　那是和解放初期一样让中国人舒心的几年。但是，中国还没做好面临多方面
思想解放的各种准备。不但准备不足，而且乏经验可循。文化思想界自我表达的
激动，与“拨乱反正”后亟待走上某种正轨的具体国情发生了对冲矛盾。这使大
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郁闷了。

　　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
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

　　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
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

　　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
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的“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

　　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
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
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工人不但郁闷，进而愤
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疼。

　　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
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
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
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

　　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

　　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
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
苦不苦，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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