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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躯体还是充满着活力，休养了几天之后，我把沧海理工学院的一切抛在
脑后，打点行装不辞而别。只把许财源留下的那双皮鞋留在了宿舍里，我不敢动它。
那个初冬的下午，我迎着眩目的阳光，背着被褥，一手提着装有衣服的旅行包，
一手提着装满书的一个纸箱，站在沧海理工学院的门前，潇洒地挥手招呼一辆摩托
三轮。
等我坐到上面，那个恶声恶气的三轮司机问了我几遍：去哪儿？
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
常言说：人挪活，树挪死。而我当时就是一棵本来就垂死的树，挪动的时候又
根本没有新的扎根地，好像一下子凉在了阳光下，到哪里去找活的理由？
此时我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潇洒，只有一个选择，回家。
于是三轮车载我去了火车站，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家乡的小城。
苍老的母亲看到我把所有的家当带回来，似乎就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反复问
：你怎么了？大学里不要你了？
我只有安慰她：不是，是我另外找了一份工作，比当教师强多了，要等几天再
上班。
母亲说：好好的怎么就不干了？
我说：你没听现在都说“穷得象教师，傻得像教授”啊？有办法的都不当教师
了，我找的这家是一家大公司，国外进来的，咱这里的分公司刚刚成立，需要高水
平人才，好不容易才选上呢。
母亲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相信了。那几天我们之间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对话，
生怕触动了对方的哪一根敏感的神经，开始每过一天她都会怯生生地问一句：哪一
天上班？我就说：还要等通知。她便不再问。
为了年迈孤苦的母亲，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
几天之后我跟母亲说来了通知，又背起行囊来到沧海市，在市郊租了一间民房
暂时落脚，然后每天到市里的各个劳务市场搜寻各种信息希望寻到一份工作。
好在沧海市跟全国各地一样，当时正在筹建高新技术开发区，招聘启事很多，
我按照报纸上的一则招聘文秘的启事来到了一家简陋的招待所，找到了那个化工公
司的筹备处。那天已经是招聘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
一位肥硕的四十多岁的男子接待我，态度傲慢：你是哪里毕业的？有国家正式
文凭吗？我们这里不要非全日制学校毕业生。
我把自己的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递给他。
他看了一眼，又问：你对开发区的认识是怎样的？
我说：我想应该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方向，新的体制下充满活力的一种经济形态。
他说：行，认识比较正确，先填个表，交报名费50元。
我交上50元钱，又工工整整地填好表，递给他。他看了看表：你是沧海理工学
院的老师？怎么忽然就不干了？
我说：我是学中文的，在理工学院没有发挥的空间。
他说：我们这也是化工公司啊？
我说：可是你们现在招聘的是文秘，应该属于专业对口。
他说：有道理，那好，明天你就来上班。
我兴奋地答应着。没有想到找到一份工作会如此简单。
第二天我去上班的时候看到招待所里聚集了很多人，从他们愤怒的议论中明白，
我和他们都被骗了一小下，每人50元钱的报名费，这是我在理工学院月工资的三分
之一，而此时，我已经囊中空空。
那天我一天都没有吃饭，回到租住的民居，心灰意冷地躺在床上听着一个破旧
的收音机。天已经很冷了，破旧的民居因为久不修缮，四壁透风，身体的凉和心底
的凉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了生命冰点的滋味。
这时候正在播放一个广播音乐故事节目，一份真挚的爱情把我打动。我就在此
时想到了我的雅迪和那分凄美的爱情。一股冲动促使我坐到桌前，让心里的郁闷和
悲伤变成文字，在纸页上流淌。
我写了我和雅迪的相识、相爱、相依和相恋，也许更希望我们的情感纯洁动人，
我没有写到我们第一次分别后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在我们情感最热烈的位置虚构了
一个结尾：因为闹了一点小小的误会，雅迪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独自去了郊外，
被大雪掩埋在一口枯井里，离我而去。我仿佛看到了死去的雅迪，美丽纯洁的她就
躺在一片白色里，白色的灵魂悠悠地飞起来，任凭我撕心裂肺地呼唤，还是越飞越
高，越飞越远......
第二天，我把稿子送到电台编辑部，那个年轻的女编辑还没有看完已经是满脸
泪水，她举起稿子对着其他人喊：大家看，来了一篇好故事。
稿子很快就在编辑和主持人中间传阅，我无所适从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走还
是留。
一会儿那位女编辑从里间屋里出来说：你来一下。
屋里坐了一位四十多岁健壮的男子，他们介绍这是电台的黄台长。
黄台长问我：你是学什么的？
我说中文系毕业。
他又问你现在做什么？
我说刚刚从学校辞职，还没有工作。
他说：我们这个栏目现在需要一个撰稿人，你行不行？
我说当然行。
他说：需要每天一个故事，时间20分钟，一篇稿子8 元钱。
我说没问题。
这似乎就是天无绝人之路的现实版。在我一文不名，整整一天没有吃饭的时候，
我将有一个每月两百多元收入的工作，没有理由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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