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3 )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 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 …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 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今天的人们经常说博士下乡这个词,其实我父亲跟他的同事们在78年前已经 在当时的定县亲身实践了。 刚才我跟你讲过,我们家在1929年搬到了定县。父亲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 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 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当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120 人,除了我父亲,还 有担任过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陈筑山、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并担 任校长的郑锦,留美的谢扶雅、瞿菊农、冯锐、熊佛西、李景汉、汤茂如、霍六 丁,留日的陈筑山、张天放,留德的黎季纯和留法的孙伏园等海外归来的博士、 硕士,也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 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 传统观念的超越。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 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 …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 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 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 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父亲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 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 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 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 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