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5 ）

    父亲最终并没有如愿，一方面是两位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民盟没有秘书长，有些人想当，但是别人却不愿意让他们
当，而父亲不想当却偏偏推托不掉。所以父亲答应在民盟暂时当三个月的秘书长，
可是三月之后父亲依然无法脱身政治。

    1949年3 月，父亲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
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父亲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
府外面，不是更好吗？当时毛泽东就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的不满一直克制到了1953
年才发作。父亲当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参加政府，就落到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
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当时父亲的想法，可谓天真极了。

    到了1953年，毛泽东的不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这之后，父亲的处境可
想而知，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被迫耗费了自己治学的时间，但是对于父亲
来说，那却是个耕耘和收获的年代，他陆续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中国——
理性之国》等著作。《人生与人心》是父亲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书完成以后，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在我的理解中，父亲是个不喜欢
不能工作的生命的人。

    父亲弥留之际，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
保存……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
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当时划清界线、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
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遵守了，无形中也就不存在了。当时父亲
住在一个一居室里面，他和继母一人住一个屋子。我过去也没有地方住，所以只
是比以前更频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下班之后轮流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
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父亲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
惯”。在父亲那里，为了迎合他的生活习惯，我们都主动放下了自己的生活爱好。
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虽然我喜欢西洋音乐，也只好不听。而谈话，则就是
围绕着学术或者政治这些话题展开，但也只有我和哥哥这一代人能够跟他沟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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