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共和(6) 在20世纪50年代, 美国政治学者 汉娜·阿伦特是共和主义的重要代表,她主张“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 认为“自由的深渊”需要有“宪政的制度”来弥补和制衡。 20世纪以后,西方共和思想的倾向性强调制衡原则对于维护共和制度的重要 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理论的主要争论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进行, 而新的共和主义则力图超越它们的对立,试图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在当代的政治 思潮中,所谓的新共和主义影响正在扩大,被称作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 或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但有人认为这其实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回 归,并无多少创新的内容。 从古代原始共和思想到古典共和主义,再到现代共和主义以及公民共和主义, 共和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表明,其基本原则是主张“公”、“共”与“和”。 “公”即天下为公,共和政体是公平、公正的政体,公平、公正不一定要通过全 体一致参与来达到,而是可以通过公平的代表来体现;“共”即把国家和政府视 为不同的个人、集团、阶级的公有物,而非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私有物,其 权力是公有物,而不是私人的,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国家和政府 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目的是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即用和平的方 式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用和平而非暴政、以理性说服而非武力征服 的方式解决政治歧见或取得权力,通过商议与妥协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利益和主张 冲突。在这三者关系中,“公”是“共”与“和”的逻辑前提,“共”是“公” 与“和”的政治保障,“和”是实现“公”与“共”的路径依赖。 共和主义新的发展方向将是共和与民主以及宪政的结合。“现代的共和只能 是民主的、宪政的,共和理想的落实离不开宪政、民主的制度,而民主、宪政又 不独立包含‘公’、‘共’、‘和’的共和理想。”“共和离不开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也离不开共和。”《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刘军 宁,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 共和政治思想作为基本价值在不同的文明历史阶段曾得到普遍接受。共和政 治思想涉及的问题几乎涵盖了政治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自由、平等、民主、自 治、善和美德以及政治参与、协商对话、公民身份等等。共和政治思想的原则和 主张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焕发着夺目的光芒,它的观念和思想弥久而愈新,将成 为人类永恒的政治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选择。 第二节共和中国 走向共和 公元前841 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周召共和”萌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 “共和”政治思想,但这种思想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在公元前5 世 纪左右,西方社会正处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制度的繁荣时期,共和政治思想以 城邦制度为载体开始萌生、发展。城邦制度下的社会是典型的财力社会和商业社 会,这种社会主体需要广泛的平等竞争意识和健全的契约、法律约束,这使得城 邦制度下的国家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同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正处在春秋 战国纷争时期,邦国制度让各诸侯国之间纷纷展开争霸斗争。此时期中国诸子百 家争鸣的社会思想格局让中国也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但邦国制度下的社会 实质是一种权力社会、武力社会,归根结底要走向集权。 公元前221 年,秦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纷乱格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在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各个朝代都基本 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当西方历经了古典共和主义、现代共和主义等各个政制 繁荣时,中国却一直都处在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制其实无所谓好坏与优劣,衡量其是否有用的一 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它是否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古希腊与古罗马为 代表的西方国家选择城邦制度,最终走向共和,与其当时的工商业社会及文明有 很大关系。中国选择邦国制度,最终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其当时的农 耕社会及文明有极大关系,而且似乎只有这种政制才能更好地推动当时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