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节：制衡(14)

　　2007年4 月，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简称“中部办”）正式挂
牌，中部崛起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施阶段。

　　推进“中部崛起”这一区域发展战略，是中国整体发展布局中的又一关键之
棋，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让
“不东不西”的中部六省走上前台，肩负起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重任。这一增长
极被称之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三省之后的中国第五
个经济增长极。有了这一增长极，中部地区不仅不会“塌陷”，而且还会成为一
个新的不可替代的经济增长区。

　　谋篇布局

　　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翻开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各
个区域都有了自己的一盘棋。而从中国的整体格局来看，各个区域的棋局却是整
个中国这盘大棋局上的分略。在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上，一场前所未有的谋篇布
局工作已渐次落幕，正凸显出一幅东西互动、南北呼应、中部隆起、协调发展的
重大战略布局。

　　从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3年和2004年分别提出并实施的
“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中国在21世纪前十年间，完成了新一轮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工作。

　　按照已形成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涉及东部沿
海地区10个省份；西部大开发战略涉及西部的12个省份；东北振兴战略涉及东北
3 个省份；中部崛起战略涉及中部的6 个省份。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领土被划分
为四大区域经济板块，至此，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总体战略建立起来，中华
大地全面进入了一个新的整体规划发展时期。

　　中国幅员辽阔，国土广袤，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规划
始终是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受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中
国迫不得已选择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以构建自力更生、自成体系的国民经济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施过两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一种是城乡、行业非均衡
发展战略，即为保证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实施“城
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通过“三农”转移获取
城市和工业发展必要的积累和投资。这一战略促使中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
累，保证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但这一战略持续到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导致蓄积已久的“三农”问题最终爆发出来。“三农”问题迫使中
国从2004年开始，在城乡、行业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作出重大调整，即从农
业中提取工业化原始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三农”的
支持和保护力度。因此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在城乡、行业均衡方面完成了部
分战略调整部署，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局面开始逐步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另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就是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其实，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之前，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是区域均衡
发展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相继成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
西南等六大经济协作区，后因“文化大革命”，经济协作区被撤销。在1970年编
制的“四五”计划中，又决定以大军区为依托，将全国划分为西南区、西北区、
中原区、华南区、华北区、东北区、华东区等十个经济协作区。此阶段中国区域
经济是一种均衡协作状态，不存在人为的非均衡因素。

　　均衡发展战略对中国沿海与内地实现统一发展起到了制衡作用，促进了经济、
社会的整体发展。但均衡并不等于合理，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然资源与经济技
术优势分布的区际分工格局，同时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压制了一些
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积极性。

　　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使得
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在现有资源前提下，应该先
行发展具有绝对优势或具有相对优势且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点地区，以取得较
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来带动
其他区域的共同发展。这是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
按照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有层次、分阶段逐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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