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节：分裂之家(2)

　　赵慕兰属于20世纪中期婴儿潮的一代人，在本质上是个怀抱传统理想主义的
改革派，这可以从她早年坚定不移地为自己选择的专业看出来。她报考大学时，
把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写上" 政治经济学" 。她后来回顾那个时刻，这样说：" 就
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混乱不堪，我很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想知道马克
思列宁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注定是他们那一代人才会有的想法。她出生于一个
老牌共产党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军人，随着贺龙元帅的队伍转战南北，戎马半生，
目睹无数厮杀、流血和牺牲。赵慕兰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共产党势如破竹夺取全
国政权之时。此后她和父母一起分享胜利果实，也品尝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和你
死我活。1977年，停止招生12年的大学重新打开大门。赵慕兰获得机会成为北京
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一个学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本身学养，很容易让人产生误
解，以为她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体系内的中坚，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还潜伏
着叛逆的影子。她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她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
当市政府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时候，她立即要求成为委员会的成员。1991年底
赵慕兰进入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建一个政策研究室。于是这位上级政府的
政策制定者，变成了中关村的建设者。像所有来这里创业的人都会极力推销自己
的商业计划一样，赵慕兰也有，而她要推销的是一份《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革试
点办法》。

　　那时候中关村拥有1300家新技术企业，较之5 年以前多了8 倍，可是还没有
一家公司采用股份制。" 股份制改革" 的计划一经公布，立即就有35家企业向政
府申请改为股份公司。政府已下定决心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奇怪的是，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这一改革进展缓慢。直到1993年4 月6 日，中关村第一家" 股份制
企业" ，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才宣告成立。

　　比特公司的主要发起者是一家在5 年前成立的公司，依靠经营桌面印刷系统
和家庭电话服务器大获其利。现在它成功地募集了总值5000万元的股本。它的自
有资产占了公司51% 的份额，其余部分则由另外4 家公司分别购入。用今天的眼
光来看，资本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惹得中关村一阵激动。
一大群政府官员出席它的" 成立庆典" ，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词，一个名叫毕德轩
的记者撰写文章，把它说成是" 我国民办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 。

　　无论是不是" 突破性进展" ，" 比特" 对于中关村来说都是个好兆头。大家
一拥而上，" 股份制" 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成长起来，至少从政府的统计公报上看
是如此。199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有71家成为" 股份制企业" 。1994年又有324
家加入进来。1995年599 家。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817 家，占当年中
关村企业总数的18?1% 。

　　这是一个稳健而又辉煌的进程。然而奇怪的是，作为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赵慕兰始终心中不满，如鲠在喉。在她看来，这些数字除了能够让政府欣慰，并
不具有更多意义。多年以后她重新谈起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激烈地指责那是"
一个制度建设的停滞时期" 。因为实际情形与她兜售的改革计划并不是一回事。

　　赵慕兰的想法是，让公司创业者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让他们成为公
司财产的所有者。让她失望的是，直到1999年联想的产权改革完成之前，中关村
没有哪一家企业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当时的设计方案是把公司资产的30%
归属创业团队——我们不敢说创业者，我们只说创业团队。" 她恨恨地说，" 我
干了10年都没有干成。"

　　不用说，赵慕兰成了公司创业者的代言人。她利用一切机会在政府中游说，
说她提出的"30%" 与中关村企业家私下的要求非常接近。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
于这种要求是否合理，而是在于她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赤裸裸地揭露出
来。

　　我们已经知道，" 红帽子" 问题的本质是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形不能吻
合。从法律的立场上看，中关村的企业既然戴着" 红帽子" ，那么就不能否认其
财产为公家所有。然而从实际进程看，大多数企业由私人投资创建，又由整个创
业者队伍的努力发展壮大，公家在其中并无贡献。现在政府和公司站在各自立场
上，主张自己应当拥有财产权力，其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赵慕兰的" 三七开" ，
乃是期望以一种折中的办法调和双方利益，但在一部分政府官员看来，这无异于
把公家财产化为私有。这在法理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道德上也会成为问题。
政府要求公司创业者以现金来购买公司资产，这自然在法律和道德上无懈可击，
可是在后者看来，这是蛮横地强迫他们掏钱购买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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