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节：“陕南匪霸”周寿娃(10)

　　1904年，王三春20岁时成了家，妻杨氏系农家妇女，老实本分。王三春此时
还无他想，仅仅是为吃饱饭而筹谋。但当时世道，弱肉强食，虎狼当道，哪里有
他们这样的孤儿寡母生存的余地。不久，他因争田地和山林树木与族长王宗林斗
殴。

　　王宗林能文能武，口蜜腹剑，为一族之长，又恶霸一方，敲诈勒索，霸田霸
产，无人敢说半个不字，王三春偏不吃这一套，挺起胸膛，公开与王宗林骂嘴打
架、提刀动武。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官府控告！”王三春说：“在这个世道，与其求官，
不如求我自己下个狠心。”事过不久，他和蓑衣匠王汝友一起走了。走之前他把
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放火烧了，边烧边鼓起一双铜铃大的红眼睛，说道：“这是
放火，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说罢上了巴山，进了老林。

　　王三春上巴山，一路赌钱吃烟，交朋结友，聚集了不少伙计，于是商量决定
弄枪造反，当草头王。他和王汝友等数十个伙计们，为了获得枪支，经常埋伏在
密林中观察行人，以便相机行事。有一天忽遇土匪罗玉成的几个兄弟迎面走来，
王三春等看清以后，每个人拿根棒子，乘其不备，一拥而上，把几个零散土匪打
倒在地，然后劫枪而走。

　　但几支枪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们东奔西走，又得知土兴场的民团有枪50多
支，于是采取深夜“以大火炮为枪”的疑兵之计，在这个小村的两头接连放了几
颗大炮之后，王三春站在街头，几声口哨一吹，然后大声吼道：“兄弟们，不要
先动武，我先去与团总交涉再说。”这话是说给团总听的。团总原先以为自己势
力强大，可一听火炮声，也惊恐万分。当听说有人来“交涉”，真是求之不得，
立即出面，愿意和平解决，便全部交枪，以图保全性命。于是王三春兵不血刃，
获得50多支枪。

　　二、坐地虎自成一体王三春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有4 个团的编制，5000余
人1914年起，王三春就在大小通河及大巴山一带山区，坐青山，把坳口，掌红吃
黑，坐地拉肥。这时他还主张“打富济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
不抢贫，抢远不抢近”。他常说：“饿死的老虎不吃子；兔子不吃窝边草。”王
三春在大巴山流落几年，发现通江小河的朱、陈二坝盛产银耳，遂想把通江银耳
全部吞噬口中，数次与巴中军阀郑启和争利，但终因力量单薄不得不转移到陕南
镇巴一带。1929年，王三春来到陕南镇巴渔渡坝，抢了镇巴南区区长王应钦的几
十支枪。至此，他已有200 多支枪，五六百人，并和势力相当的土匪陈德三互相
勾结。

　　1929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垂涎陕南，派其部下廖雨辰到镇巴争抢防地。王三
春见廖势力强大，主动让开。1930年，廖雨辰被冯玉祥、王志远等部队打垮后，
已接受陕军招安的土匪陈德三回到镇巴驻守。不久，王三春聚集千余人马，将陈
赶走，从此他就坐镇镇巴，收罗旧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设税局统一税收，
自收自支不上交；设铜元局、制币厂，实行财政独立；并设立军械处，修造枪支
弹药。据老年人回忆，王三春印的票子是布质石印的，印得很好。他造的铜元比
一般铜元小，边上印有“陕西省镇巴县”等字样，中间有圆圈，里面有个五角星，
当时流通很广。

　　王三春稳定镇巴后，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认真操练，大有蓄积力量，坐地称
王之势。《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4 月19日三版报道：“镇巴王三春前用计诱捕
之匪首罗玉成，被赵寿山司令以罗匪恶贯满盈，民众切齿为由，派员提押来汉，
日后可将明正典型。”赵寿山时任三十八军旅长兼西乡警备司令。不久，王三春
即接受三十八军招安，并被委任为陕边游击司令，驻防镇巴。此时，王三春势力
发展到鼎盛时期，有4 个团的编制，5000余人。

　　王三春接受陕军收编之时，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夕。1933年9 月下旬，红
军与王三春相遇于黑虎山等地，王不敢交战退走。10月，红军向东推进，迅速拿
下宣汉、达县等城市。刘存厚的三路司令廖雨辰深感大势已去，于10月17日逃出
万源县境，使万源县城成为空城。王三春闻讯，于18日从平乐、延厂等地出发，
一夜之间进兵万源，意图据为己有。红军闻讯，21日派兵入城。发动群众，发布
安民告示。王三春见势，未敢轻举妄动，一夜之间，又急奔大竹河。当时红军主
力已经东进，对付刘湘、王陵基的六路围攻，没有对王采取行动。王在大竹河稍
事停留，即派人到城口逼走刘存厚委任的邓占荣知事兼司令。10月31日将人马辎
重全部移驻城口和大竹河等地，并极力避免与红军作战。红军亦未穷追猛击。彼
此相安无事，先后将近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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