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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爸爸”看见森林有困难——至少对阿弗纳而言——那他看见树木却
没任何困难。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他的儿子们熟悉地下活动这个稠密森林中
的每一棵树木。在法国当然是这样,在欧洲也许也是这样,或许在全世界都是这样。
说“集团”了解每个参与无政府主义革命这个巨大的极其复杂的网络的恐怖分子、
招募员、组织者或间谍的信息,那是夸张,但说他们了解相当一部分人的信息,并
且会把这些信息卖给愿意而且能够出资购买的人,则一点都不夸张。正如路易斯和
“爸爸”在他们对阿弗纳有了足够的信任之后,自豪地向阿弗纳指出的那样,他们
决不——至少决不有意识地——卖给任何政府。与政府打交道有违他们的原则,这
是第一。第二,他们觉得太危险。政府和情报机构太不可靠,太不讲道德,而且效
率低下,充满谜一样的办公室政治。他们甚至不知道“荣誉法典”的含义,那是盗
贼们的法典。
除了出售信息之外,“爸爸”也出售服务。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抗德的那些年里,首先学到的东西就是需要给游
击队员提供安全屋、交通、食品、衣服、武器和证件,还需要人在任务完成后对所
有事务,有时候也包括尸体,进行处置。这样的工作——还有监视工作——秘密行
动在哪个国家进行,就由哪个国家的普通男女来承担,这样会更好、更容易一些—
—这些人在他们从事合法职业的过程中也许就能成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只是
一个钱的问题而已。“你对锁了解多少? ”他们稍微熟悉一些之后“爸爸”这样问
阿弗纳。“我——我给你派个锁匠来。你要挖墓穴? 那我就给你派个挖墓穴的人来。
费用不高,不是吗? ”
作为农民的“爸爸”,他最伟大的发现是,有些人为了一点小钱什么事都愿意
干。许多人愿意做很多事情,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做一些事情。比如,任何人都不会
只满足于一点糊口的钱。一个司机开车,一个制造枪炮的人制造武器,或修理武器。
为了让他们得到这些“小”费,要他们额外做的事情不要告诉他们的管理部门。这
个——在不可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以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干。这确实意味
着要在许多国家支付许多人的工资,但“集团”的经费充足,可以支付这些费用。
“爸爸”的另一个伟大的发现是:跟所有其他的外国人一样,特工进入或离开
一个国家时常常是乘坐预定的航班、火车或轮船,有时候也乘坐私家车。很少有特
工会在和平时期自找麻烦地翻山越岭,从无人防守的边境过境,或者乘坐私人飞机
从隐蔽的飞机场起飞。他们一旦进入一个国家之后,就特别喜欢某些城市,喜欢这
些城市的某些酒店、银行、租赁机构和餐馆。因此在那些地方和关键路口安排一些
人,这些人惟一的工作就是当一个已知的——或者不知但可疑的——外国人一到便
立即报告。这样就能将相当一部分恐怖分子和特工纳入“爸爸”的监控范围之内。
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是相当一部分,足以把生意继续做下去。
然而,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以后才发现的。
凌晨一点阿弗纳在凯旋门对路易斯说“再见”、“保持联系”时还根本没有提
到“爸爸”。
“我的车从这里走,”路易斯指着维克多雨果大道说。“如果你不需要我陪你
走回酒店的话。”
阿弗纳笑了。“我不住在我们见面的那个酒店,”他说。“我搭的士就行。”
路易斯也笑了。“我多愚蠢啊,”他说。
“你当然不住在皇家蒙梭饭店317 号房间。
我忘了。”
阿弗纳扬了扬眉毛,点点头。好。路易斯非常善良,暂时也非常安全。如果他
打算伤害他的话,就不会让阿弗纳知道他知道他的房间了。
“很高兴见到你。”路易斯继续说。“托尼告诉我跟你做生意很愉快。记住,
如果你需要什么,请让我知道——无论什么。我不能向你保证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
有——但可能有。记住。”
“我会记住的。”阿弗纳回答道。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路易斯开始离开时,
阿弗纳说:“噢,路易斯,还有一件事。”
路易斯转过身来。
“你知不知道,”阿弗纳问道,“一个叫汉姆沙里的人? ”
路易斯朝阿弗纳走了一步。
“我知道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他说。
“他住在巴黎,但我觉得他现在不在城里。”
“我过几天打你给我的那个电话。”阿弗纳说。“如果汉姆沙里回来了,你愿
意让我知道吗? ”
路易斯点点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号码,”他对阿弗纳说。“我可能不在那
里,但如果你在巴黎时间下午六点十五分打过来,你不用留下你的姓名,我就知道
是你。给我留个号码就行了,我好给你打回来。”
阿弗纳记住了那个号码,希望在把这个号码给汉斯之前不要忘了。记数字不是
他的强项,虽然跟记名字比起来他更擅长记数字。
用新身份登记入住酒店时简直是一场噩梦——他记不住自己应该是谁。据传,
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一个年轻的“穆萨德”受训人员身上发生过。阿弗纳常常嫉妒汉
斯或卡尔那样的人,无论什么,他们都能记住。
但是,他与路易斯的见面让他很兴奋。
事实上,他是那样的兴奋,以至于当他走过皇家蒙梭饭店空无一人的门厅时,
他被一种恶作剧心理控制着。他想做些事情,做些恶作剧,完全是由于精力过剩。
阿弗纳一直喜欢恶作剧。这一点一定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最后他恢复了
镇定,什么也没做。
为了一个恶作剧而让整个任务面临危险是绝顶的精神错乱。
一件关于突击队的奇妙的事情是,他们实际上都是顽皮的人,对恶作剧有瘾。
他们常常不得不有意识地抵制它。比如,斯蒂夫做了一个硬币,两面都是“正面”
——因为知道罗伯特常常选择“反面”——他就用抛这枚硬币来决定谁去购物或做
饭。爱好机械的罗伯特几个月后才识破诡计,而且还是因为其他人突然笑起来才发
现的。阿弗纳最惨,他在毫无防备的时候告诉其他人,他小时候别人常常叫他“顽
童”,很快斯蒂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顽童妈妈”——把他喜欢恶作剧和总是喜欢
操心队里其他人的整洁和吃相问题结合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办了退房手续,给安德雷斯和伊冯打了一个电话。安德雷
斯和伊冯在巴黎有他们的安排。然后他就飞回了法兰克福。同一天晚上,阿弗纳向
他的同伴们汇报了跟路易斯见面的情况。
“怎么样? ”汉斯看着卡尔问道。
卡尔点燃烟斗。“听起来跟托尼一样好。”他说。罗伯特和斯蒂夫点点头。
阿弗纳喜欢突击队这一点。也许他们跟他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他们有一个
重要的共同特点:不小题大做。没有没完没了的“如果”和“但是”,没有没完没
了的喋喋不休。精心策划是对的,但也不要患得患失,那是没用的,人的大脑多丰
富啊,能想到多少东西啊。
太谨慎就与胆小无异了。他们不是这样的人,都不是。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悬殊,
如果他们觉得正确——就立即行动! 也许那些在外散居和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对
“犹太人”这个词的态度不是这样,但是没有这种态度,以色列永远不会出现。至
少对阿弗纳来说是如此。
下一个是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伊弗里姆名单上的第三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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