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3）

    《爱可尔斯街的房子》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也许，它将跟《尤利西斯》一样永
存；在它的作者躺进坟墓很久之后，它还将四处流传。在伊丽莎白写这部小说时，
约翰还是个孩子。当他想到创作这部作品的和生他的是同一个人时，他感到不安，
感到迷惑。现在他该介入了，去把母亲从那已经变得单调乏味的探问中解救出来。
他站起身来。“母亲，我想，我们得打住了，”他说，“有人来接我们去参加电台
举办的会议。”他又对主持人说：“谢谢您，不过，就到此为止吧。”

    那主持人恼怒地噘起了嘴。她会在她的访问记里，把约翰作为一个角色安排进
去吗？正在失去权利的小说家和她的老板一样的儿子？

    在电台，母子俩被分开了。在监控室里可以看到约翰的形象。他惊讶地发现，
这回的主持人，就是中午坐在他身边吃饭的那个优雅的女人，姓莫比乌斯。“现在
是‘作家在工作节目’，我是苏珊·莫比乌斯；今天，我们要跟伊丽莎白·科斯特
洛聊一聊。”那女人道了开场白，继而干净利索地介绍了伊丽莎白。“您最近的小
说，”她继续说道，“叫《火与冰》，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故事
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反对，努力想成为一名画家。当您写这部作品
时，心中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人物形象？这故事的基础是否是您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

    “不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当然，我们总是把自己的生活
作为创作的资源———生活是主要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惟一的资源。不过，
《火与冰》可不是自传。它是一部虚构作品。我是杜撰的。”

    “我必须告诉听众的是，这是一部有力的作品。不过，站在一个男人的立场上
来写它，您是否感到轻松？”

    这是一个常规问题，可以打开那扇通向她的那些老生常谈的门。让约翰惊讶的
是，他母亲并没有抓住这开门的机会。

    “轻松？不。如果是轻松的话，就不值得去做。恰恰是不轻松，是挑战。虚构
出一个跟你自己不一样的人物，再虚构出一个世界，让他住进去。虚构出一个澳大
利亚。”

    “您在您的书中所做的，就是这个吗？就是您刚才说的，虚构出一个澳大利亚？”

    “是的，我想是的。不过，在如今，那可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现在有了更多的
阻力，许多其他作家已经虚构出了许多个澳大利亚，那些形象组成了一个很重的传
统，你得推着它前进。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传统的肇始。”

    “在咱们国家，您最有名的著作是《爱可尔斯街的房子》，那是一部具有开拓
意义的作品；我倒是喜欢谈谈这部作品，谈谈小说中的茉莉·布卢姆这个人物形象。
您曾经声称或者说一再地声称，这个人物形象来自乔伊斯，您把她改写成了您自己
的人物；对您的这种写法，批评家们曾集中讨论过。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谈谈您
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您对乔伊斯的挑战。他可是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开辟了他自己的领域。”

    又是一个明显的机会，这回她抓住了。

    “是的，茉莉·布卢姆———我指的是，乔伊斯的茉莉，她很有魅力，不是吗？
在《尤利西斯》的字里行间，她留下了踪迹，像一只母狐狸，在发情时留下骚味。
你不能说她在拿骚气诱惑男人，她做得不露痕迹。哪怕茉莉不在现场，男人们也会
看到她的痕迹，闻一闻，转个圈，相互对着吠叫。

    “不，我不认为自己像乔伊斯。不过，乔伊斯的有些书极富创造性，书中有很
多材料可以留着以备后用，那些材料几乎是在邀请你去把它们接过来，用以建造一
所属于你自己的房子。”

    “可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您已经把茉莉带出来了———请允许我顺着您
的比喻来说———把她从爱可尔斯街的房子里带出来了。她的丈夫，她的情人，从
某种意义上说，还有塑造她的作者，都把她禁闭在那房子里，把她变成了一只蜂后，
使她飞不起来。您把她带到了都柏林的大街上，给她松了绑。难道您不认为，从您
这边来说，是对乔伊斯的一种挑战，一个回应？”



    “蜂后，母狐……咱们还是把她的形象改一改，称她母狮吧；她在大街上趾高
气扬，嗅着各种气味，看着各种景观。甚至寻找着猎物。是的，我要把她从那所房
子里，尤其是那间卧室里，解救出来，床上的弹簧吱嘎作响。如你所说———就在
都柏林———给她松绑。”

    “如果您把茉莉———乔伊斯笔下的茉莉———看成爱可尔斯街房子里的一名
囚徒，那您是否把所有女人都看成婚姻和家庭的囚徒？”

    “你不能说所有女人。不过，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茉莉是婚姻的囚徒，在1904
年的爱尔兰，有那样的婚姻出售。她丈夫利奥波德也是个囚徒。如果说她被关在婚
姻的房内，那么她丈夫是被关在房外。所以说，奥德修斯力图进屋，而珀涅罗珀力
图出门。乔伊斯和我所尊重的就是那个喜剧，那个喜剧性的神话，只不过我们以各
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敬意。”

    由于两个女人说话时，都戴着耳机，都对着话筒，而不是对着对方；约翰很难
看清她俩合作得怎么样。不过，像平常一样，他对他母亲所表演的角色印象深刻：
亲切的常识，无怨无恨，但也不乏尖锐和智慧。

    “我想告诉您，”主持人继续说道（声音很冷淡；约翰想：一个冷淡的女人，
很能干，但一点都不轻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首次读《爱可尔斯街的房
子》时，它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还是个学生，读过乔伊斯的书，被其中关
于茉莉·布卢姆的章节及其所表现的极为正统的观念所吸引，也就是说，乔伊斯在
此处写出了女性的真实的声音、女人的真实的感觉，等等。随后，我读到了您的书，
才意识到，茉莉不是非得被限定在乔伊斯所给予她的生活方式里，她同样可以是一
位知识女性，可以喜欢音乐，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还有一个与她相互信赖的女儿—
——我刚才说过，这是一个新发现。于是，我开始想到别的女人形象，想知道她们
的情况；因为，她们的声音是男作家给的，而且以解放她们的名义，到最后，只落
得给男性哲学帮腔或服务。我尤其想到D. H. 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不过，如果
您进一步回溯，这样的女性形象还可能包括‘苔丝’和‘安娜·卡列尼娜’，我只
举出这两个名字。这是个大问题，不过，我不知道，您对此有没有什么可说的——
—不仅要说说马伊蓉·布卢姆和其他几个人物形象，还要说说广大妇女同胞从男人
那儿夺回人生的方案。” 

    “不，我想，我没有任何想说的，你已经说得够全的了。当然，公正地说，男
人也得从浪漫主义的老套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做‘希刺克利夫’和‘罗切斯特’那
样的人，更不用说是又老又脏又贫穷的‘卡索邦’了。这将是一幅壮伟的景观。不
过，严肃地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寄生于经典作品中。我自己正在摆脱经典的负担。
我们得从事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发明。”

    这一点根本不在采访脚本里。一个新的开始。她们的谈话会走向哪里呢？可是，
唉，那个姓莫比乌斯的女人（此时，她瞥了一眼播音室的钟）并没有捡起这个话题。

    “在您比较晚近的小说中，您把背景移回到了澳大利亚。能否请您谈谈，您是
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澳大利亚是
一个遥远的国度，至少美国人会这么认为。在您写作时，您是否也意识到：您是在
边远的地方发送报道？”

    “边远的地方。这说法有意思。目前，你会发现，许多澳大利亚人都不乐意接
受这个说法。离哪儿远了？他们会问。不管怎么样，这说法有一个确定的意义——
—纵然这意义是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是一个崇尚极端的国家———我宁愿说，
我们是相当平和的———不过，我们是一个具有极端倾向的国家。我们之所以保留
着自己的极端倾向，是因为从来没有过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反对。如果你开始堕落，
也没有多少人会来阻止你。”

    她们的话题回到了平常的事物，回到了熟悉的范围。约翰可以不听了。

    咱们跳到当天晚上，说说正事，颁奖的事。作为演讲者的儿子和伴侣，约翰发
现自己被安排在了听众席的第一排，在贵宾之间。坐在他右边的女人作了自我介绍。
“我的女儿在奥尔托纳学院读书，”她说，“正在写学位论文，是关于你母亲的。
她是个铁杆迷，让我们读你母亲的所有作品。”她拍了拍那个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的
手腕。他们看上去很有钱，是老派的有钱人。毫无疑问，是慈善家。“在我们国家，
你母亲很受仰慕。尤其是年轻人。我希望你把这一点告诉她。”

    在整个美国，青年女子们都在写关于她母亲的论文。有崇拜者，有追随者，还
有信徒。告诉母亲，她有一批美国信徒，她会高兴吗？

    咱们跳过颁奖场面。太频繁地打断叙述，不是什么好主意；因为，讲故事，如
果要产生效果，就要哄着读者或听者，让他们进入一种如梦状态；在这种状态里，
现实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会渐渐消亡，被接踵而来的小说中的时空所取代。闯入梦境，
转而去注意故事的建构，会严重损坏那个现实的幻象。然而，除非咱们把几个场景
跳过去，否则咱们整个下午都会停留在原地。咱们跳过去的不是文本的组成部分，
而是表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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