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后记珍珠(1)

　　后记

　　珍珠

　　有一头猪，一被放到牧场上就开始吃。它并不只是选择上好的草，而是碰到
什么就吃什么，肚子撑得溜圆了，鼻子却还贴着地面，不肯离开。大团的阴云悄
然移动到牧场上空，眼瞅着暴雨就要来了。喜鹊、火鸡和小马都到橡树下避难去
了，猪却头不抬眼不睁地继续吃。只是在冰雹哗啦啦地砸到它身上的一刻，猪嘟
囔了一句：“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

　　这是朱尔．勒纳尔《动物私密语》里的一则故事。读它的时候，我刚把《白
雪乌鸦》定稿，轻松地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去旺角的几家小书店
淘书归来。我买了这本妙趣横生的书，黄昏时分，坐在可以望见一角海景的窗前，
安闲地翻阅。读到《猪与珍珠》时，我实在忍不住，独自在寓所里放声大笑！也
许是《白雪乌鸦》的写作太沉重了，心底因它而积郁的愁云，并没有随着最后一
章《回春》的完结而彻底释放，我笑得一发不可收，把自己都吓着了。

　　细想起来，我在写作《白雪乌鸦》的时候，跟那头心无旁骛吃草的猪，又有
什么分别呢！我只知道闷着头，不停地啃吃，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的。

　　有了写作《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经验，我在筹备《白雪乌鸦》
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这个时刻，我又像那头猪了，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
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省
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
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我
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

　　当时的哈尔滨人口刚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俄国人。中东铁路开筑后，俄国
的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以护路队名义出现的军队，纷纷来到哈尔滨。而
中国人不过两万多，且大都聚集在傅家甸。这些来自关内的流民，处于社会生活
的底层，出苦力和做小本生意的居多。

　　1910——1911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其后经满洲里，
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已经呈现失控
的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风雨飘摇中的朝廷，派来了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
办伍连德。这位青年医学才俊，虽然在英国剑桥受的教育，但做为甲午海战英雄
的后人，他骨子里流淌着浓浓的中国血。举荐他的，是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施
肇基是在考察槟榔屿时，认识的伍连德。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尸体解剖等一系列科学手段，
判断此地流行的是新型鼠疫——肺鼠疫。也就是说，这种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
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对患病者厉行隔离，
调动陆军实行封城，及至焚烧疫毙者的尸体。虽然清王朝已是暗夜中一盏残灯，
但摄政王载沣难得的一次开明，下旨焚尸，使东北鼠疫防控现出曙色。

　　然而我在小说中，并不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
狂澜的英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
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
机，勾勒出来。

　　动笔之前，我不止一次来到哈尔滨的道外区，也就是过去的傅家甸，想把自
己还原为那个年代的一个人。在我眼里，虽然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一个地
区的生活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那一段道外区正
在进行改造，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垃圾纵横，一派喧嚣。我在街巷中遇见了
崩苞米花的，弹棉花的；遇见了穿着破背心当街洗衣的老妇人、光着屁股戏耍的
孩子、赤膊蹬三轮车的黑脸汉子以及坐在街头披着白单子剃头的人。当然，也在
闯入像是难民集中营的黑漆漆的圈楼的一瞬，听见了杂乱的院子中传出的一个男
人粗哑的呵斥声：不许拍照，出去！而这些情景，是在我所居住的南岗区极难见
到的。在接近道外区的过程中，我感觉傅家甸就像一艘古老的沉船，在惊雷中，
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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