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在抗日战争中(1)

　　1943年，我见杨耿光先生于重庆龙门浩。他任驻苏大使归来，思想较左，受
特务监视，非常愤怒，经常咒骂蒋介石、何应钦无能，大有“老骥伏枥”之感。
我安慰他说：“抗战以来，失地千里，丧师百万，但如果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
放，最后胜利，仍然可期。这其中你的门墙桃李作了不少的工作，也挽救过多少
局部失败。他们在抗战中所起的一点作用，全部是你熏陶之功所致，也可以自慰
了。”这虽是安慰他的话，但对陆大学员在抗战中所起作用的概括，并不是虚构。
不过，今天看来，“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全国人民
和共产党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陆大学员的官更大了，在蒋军中负的责任更重要了。但帮解
放军忙的却很不少。当然，国内革命战争，政治进步与落后是胜败的主要关键。
但军事上的原因则是他们那一套战术不适应没有固定战线的人民战争。他们不理
解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弄不清情况、战场经验又远不如解放军。解放军机动性大，
神出鬼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致使蒋军攻“不知其所攻”，守又
“无所不备，无所不寡”，总是遭伏击袭击。这样，在总兵力上，蒋军虽然占优
势，而在决战关键时刻和地点上，则经常措手不及，兵处劣势。从而使蒋军在解
放军包围和猛烈追击下，难逃被歼灭的命运。

　　六、在抗日战争中

　　（1937—1945年）

　　双十二事变前后

　　日本侵华，九一八就开始了，尽管1932年十九路军一? 二八淞沪抗日也打了
一仗，1934年长城抗日第二十九军又抵抗了一阵，全国人民发出“大刀！向鬼子
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战歌声，但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要双十二事变后才真正开始。
这是因为蒋记国民党政权要“安内而后攘外”，对日本的进攻持不抵抗主义，在
这一政策支配下，中国连年阋墙争斗，日寇就得寸进尺，侵略不已，虽全国舆论
沸腾，总办不到“枪口向外”。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放弃了错误政策，一致抗
日。

　　从1932年初到双十二这一段时间，我在蒋军陆军大学学习和任教，这时国民
党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
的旧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辖的二十九军，山东省长韩复榘所辖
的第十二军（孙桐萱）、五十五军（曹福林）、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的孙
连仲部、留陕西的杨虎城部、甘肃省的邓宝珊部等都仍保持半独立状态。至于山
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广东的陈济棠（后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
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及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
马步清、马守援等地方军阀都割据一方，表面上打着青天白日旗，但蒋介石并不
能指挥调动，有的甚至公开对立。

　　蒋介石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一般人都说有嫡系、准嫡系、杂牌三种，但事
实上也没明确的界限，大约可以这样说：

　　张宗昌余部徐源泉、孙传芳余部上官云相、郭松龄余部郝梦麟、云南出去的
范石生、贵州出去的谢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栋、赖心辉等部都是归顺蒋介石的杂
牌军队（当然从广义说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军队等也可称为杂牌），杂牌军队
常有被加上“剿共不力”、“纪律不佳”等罪名而被消灭的可能。有时即使不撤
销番号被改编掉，也得不到补充而日益弱小。他们知道“剿共”是借刀杀人，消
耗了得不到补充，所以经常避免与共产党（当时一般这样称呼红军）打硬仗。我
二弟汝瑚在郭汝栋的四十三军任过无线电排长，他告诉我，有一次郭汝栋率部追
击红军，前卫报告追上了红军，郭汝栋立即下令“埋锅造饭，吃饱了好打共产党”。
汝瑚感觉奇怪就问道：“你天天喊追共产党，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郭汝栋忙
拉他到旁边小声对他说：“我一无补给场所，二无野战医院，打下来伤兵往哪里
送？械弹向哪里去补充。”郭汝栋这一生动例子几乎可以代表所有杂牌部队的心
理。

　　准嫡系军队最初是北伐时期的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
潜部、第四军的一部分如陈铭枢部等，但以后黄埔学生毕业多了，他们奔赴各杂
牌军，逐渐掌握权力，于是这些杂牌军也逐渐成为准嫡系。

　　嫡系部队，最初主要是北伐时期的第一军发展起来的，以后新成立的部队及
吞并的杂牌军，凡主要干部都是黄埔学生的，都是嫡系部队。这些部队分别与何
应钦、顾祝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有特殊关系，因而嫡系部队又形成许多
派系。何应钦受蒋介石猜忌，不敢明目张胆拉派系，但对顾祝同、刘峙及杜聿明、
宋希濂、王敬久等黄埔出身的将领，他都能指挥裕如。顾祝同对苏北的王敬久、
韩德勤、方先觉等关系较深，陈诚掌握第十八军、胡宗南掌握第一军、汤恩伯掌
握第十三军都自成一派。蒋介石经常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以甲制乙，又以乙
制丙。借此以掌握军队，左右局势，殊知派系林立，终酿成离心离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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