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宦海沉浮(1)
第八章宦海沉浮
宣传部次长
汪伪政府设置,将宣传部列为政府部门之一置于行政院之下,这是汪伪政府
的" 创举" 。
宣传部从来就是国民党党务系统中的建制。1924年1 月,在孙中山领导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随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决定在中执会下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军事
部和海外部等八个部,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在党内有宣传部的设置,第一任宣传部
长为戴季陶。也就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方针,定下" 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人跨党参加了国
民党。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转由汪精卫担任,毛泽东就任宣传部秘
书,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宣传部只是其兼任,汪不管宣传部的事,毛泽东事
实上就成了代理宣传部长。北伐前夕,沈雁冰被共产党从上海派往广州,任毛泽
东秘书,汪精卫忙,毛泽东也忙,所以这段时期,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事实上就是
由沈雁冰以宣传部秘书在代拆代行。[1]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以后,政府机构中只有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化学
术机构,从未有宣传部的设置,宣传部仍然只是国民党内的部门。国民党的宣传
部,在抗战之前,基本上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把持。抗日战争开始后,
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由汪精卫手下的大将顾孟余担任,因顾长期在香港,就
由副部长周佛海负实际责任,代理部长。汪精卫在召开其汪记" 国民党第六次代
表大会" 时,已有了宣传部的设置,可他别出心裁,在建立伪国民政府时,又在
政府体制内设立了一个宣传部,于是,这个宣传部既属政府行政院,又受汪伪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不久,汪记党的宣传部长陶希圣出逃香港,林柏生正
位,待汪伪政府设置宣传部后,于是两部合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林柏生带
着他那一班手下走马上任了。宣传部长为林柏生,次长先后有孔宪铿、胡兰成、
章克、郭秀峰等人。
林柏生长期为汪做宣传工作,不仅资历老,且是汪手下少有的敢有作为的干
将。汪发表" 艳电" ,林柏生自署大名在同一天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呼应。这在
香港当时是很有点冒险的,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可能遭重庆军统分子的" 制裁
" 。但林自诩自己是不怕牺牲的," 到那一个时候,他们便集中向我们所主办的
《南华日报》攻击了,又放出火烧和殴打的空气,但我们的稿子还是继续地写着,
不过排字房和印刷部的工人,却在威胁下逃走了。因此,我们的同志间有好几天,
便不能不从写原稿起,一直到自己来排字和印刷了。后来,果然对我们的工人发
生了殴打的事件"[2]。在这期间,胡兰成是紧跟林后,始终在《南华日报》坚持
写稿。当林柏生被打伤住院期间,报纸虽说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代替负责,
但几个人都躲着不露面,只有胡兰成仍持续写稿不断,且越写越多、越写越出彩。
他的文章固然得到了汪夫妇的赏识,他这段时期的表现林柏生也是不会忘记的。
汪伪政府成立,林柏生分到了独当一面的宣传部这一地盘,胡兰成跟着去做林的
次长,是最合宜的人事安排。胡兰成不会不懂,顺理成章,他随后也跟着林成为
了" 公馆派" 。
对汪伪宣传部当年的情况,有人回忆道:
宣传部位于南京新街口以北、路西一幢大楼上(解放后一度为新街口邮电支
局),宣传部虽是冷衙门,机构设置却庞大而齐全,部下设有总务、宣传指导、
宣传事业和特种宣传四个司,另设有秘书、编审和参事三个室,部内" 总管" 部
秘书长兼秘书室主任由古泳今担任。各部门内网罗了不少人,三十年代因写《文
坛登龙术》而名噪一时的文人章克标,即为编审室的主任。宣传部下面还有一个
国际宣传局和一个通讯社,通讯社最初叫中华社,以后为表示国民党的" 正宗"
亦改名为中央社。汪伪集团下的两份报纸此时也归属宣传部管辖,一份即胡兰成
做总主笔的上海《中华日报》,一份是南京《民国日报》,后者是由伪维新政府
所办的《南京新报》改组而来。此外,林柏生还将手脚伸展出去,在汪伪统治所
及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几个省的省政府设立了宣传处。
宣传部是林柏生一手掌握的天下,主要幕僚,都是林柏生从原来《中华日报》、
《南华日报》带过来的班底,从古泳今起各司各室的司长主任都是林的亲信。由
于宣传部自部长林柏生以下,直到底下的工友,十之七八都是广东人,当时外人
嘲笑其为" 广东会馆" 。汪伪政府各部都设有日本顾问,这是所有汉奸最为顾忌、
不敢得罪的,宣传部却是例外,因为宣传部日本顾问是曹野心平,曹野是广东岭
南大学毕业生,与林柏生是老同学和老朋友,曹野以后成为日本很有影响的作家
和诗人,与一般来自日本军部的顾问又是不同,这样林柏生就更是无所顾忌了。
胡兰成任宣传部次长时,和林柏生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他一气就离开了
宣传部,先在上海办了个杂志名叫《苦竹》。单从这个杂志的名字,也可以看出
他的牢骚很大,以" 苦竹" 自命,孤芳自赏,自以为有" 节操" 。[3]
这段回忆有问题,回忆者张润三将事情的前后搞混了,显然,其对胡兰成与
林柏生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真正搞清楚。
胡兰成对宣传部插不进手,因此而消极,甚至可能在私下场合表示不满,口
出怨言,这是可能的,但他绝不会与林柏生去争权夺利。
胡兰成非广东人,却出自林柏生手下,是林的老部下,上海《中华日报》时,
林是社长,香港《南华日报》,林仍是社长,胡兰成兼职的" 蔚蓝书店" ,林还
是老板。林柏生最初虽不怎样赏识他,也不曾提携他,因此而被陈璧君狠狠责备
埋没人才,但这只是官场上的表面文章,林柏生不会当真,胡兰成自己也不会当
真。他最早被发现被网罗进《中华日报》,究竟还是始于林。所以,胡兰成虽然
对这位老上级的学识见解瞧不太上,可对林他却是低首下心,不敢怎样违拗的。
他知道,自己在宣传部内是无法施展的,上有林柏生高压,下有古泳今及其他大
大小小林的亲信把持,宣传部的事他根本插不上手,他仍只能经营自己早先的地
盘,做他的《中华日报》总主笔,写他的文章,这个简任官的次长,在宣传部是
只能作为政治犒劳享受的。
胡兰成自视很高,在汪伪集团那班头面人物中,除了他的汪先生,对谁都似
乎不买账,唯独林柏生,他始终要矮一头,他自己承认,对林是凡事都要让三分
的。他怎会与林去争权夺利呢?况且,在汪面前,林柏生无论如何总要比他这个
后起之秀有分量得多。宣传部内那更是林家天下,他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无法与林
抗衡的。
胡兰成离开南京去上海,并不是就此离开宣传部、离开南京,宣传部次长他
仍然做着,南京他仍时来时往,他被解除宣传部次长职是在以后,不是为与林柏
生争权夺利而是另有缘故。在宣传部既然无事可干,他是去上海另辟蹊径。
他去上海也不是为办《苦竹》,《苦竹》第一期正式出刊,是1944年10月,
办《苦竹》月刊那是他彻底离开南京伪政府后的事。他此时去上海,是去办《国
民新闻》报,担任《国民新闻》的总主笔和社长。胡兰成是在宣传部次长任内辞
掉《中华日报》总主笔的,什么时候辞的,他未细说,从他办《国民新闻》来看,
这应该是前后的事,约是1941年二三月间。这也合理,接任一个新的,辞去一个
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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