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跨出中南海(53)

　　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
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作为一个大国总理，能具有这样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作风，真
是十分宝贵而难得的，不仅令在场所有的人倾倒，也令他们感慨不已。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
成电影。他坚定地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
越浓了。自诩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文化旗手”的江青在文艺界到处插手。

　　1963年12月和1964年6 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新中
国成立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
流所利用，大肆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
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
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成
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
作与演出，一是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二是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艺术家的强大阵
容和实力。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
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
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组成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
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
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
位都要参加。这样一来，部队的各大军区文工团，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
体都加入了演出行列。

　　这大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文艺大聚会、艺术家大汇合了！

　　在挑选专业人员的问题上，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
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
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
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为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江青说
《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

　　“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
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
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1964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
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就如何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搬上电影
银幕进行座谈。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座谈。

　　这次会上，江青终于打破沉默，说“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
接着又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
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似的”等等。

　　如果说，江青是抱着支持的态度来对《东方红》提出修改意见，倒也没有什
么，然而，江青所言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周恩来亲
自领导创作的《东方红》，以此来发泄她的不满情绪。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
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过问文艺

　　问题比以往及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在有些问题上，周恩来是一抓到底。
这必然要招致江青的不满。

　　江青的这种不满以及她否定《东方红》的用心，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
暴露无遗。1966年2 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露骨地说，前
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
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
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
《东方红》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优秀剧目，硬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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