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毛泽东把刘少奇请到人民大会堂，与他亲切交谈。刘少奇以为此后就
    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没想到造反派们很快就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

    福禄居在凛冽的寒风中寂寞地矗立着，就好像刚刚过去的那难得清静的一天，
留给它时间舔净身上的伤口。
    1月13日晚上，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还没睡下，忽然值班电话的铃声急骤地
响起来。
    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主席叫我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
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刘振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
可以随便进出，更何况是你呀！”
    放下电话，刘振德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他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
诉给刘少奇。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只要毛主席说一句保他的
话，造反派闹得再凶也无济于事。
    刘振德向刘少奇报告完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他却好像没听清楚似的，提高声音
问道：“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懂。”
    不待刘振德开口，坐在一旁的王光美就抢先把他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那好。”刘少奇若有所思地站起身来。
    刘振德赶回办公室，准备在这里接待徐业夫。自从刘家搬进福禄居后，他还一
次没来过。
    工夫不大，徐业夫就来了，而且先进了刘少奇秘书的办公室。
    “为什么你要坐华沙车来接？”刘振德不解地问。
    “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徐业夫解释道。
    在刘振德的引导下，徐业夫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门外，这时候刘少奇已经等候
在那里了。徐业夫说明来意后，刘少奇就迈步往外走，顺手拿上了香烟和火柴。
    王光美跟在后边送，一边走一边用手捋平刘少奇刚换上的衣服。看得出来，她
这样做是在掩饰内心的不安。
    刘少奇乘坐的轿车消失在夜色中，王光美才把目光收了回来，转过脸来向刘振
德问道：“中央领导是不是都换车了？”
    “不知道。”刘振德恐怕王光美往坏处想，就把话题引开来：“不管坐什么车
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了解。”
    “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王光美神情黯然
地说。
    就在王光美为丈夫担忧的时候，刘少奇已经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到了等候在
北京厅里的毛泽东。
    两位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战友又一次见面了。他们这一生中不知见过多少次面，
从来都是有工作要谈，这一次却是例外，彼此的心情也从未这样复杂过。
    毛泽东似乎还是像以往那样热情，一见面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这显然是指前几天清华大学造反派“智擒王光美”开头时的情节，没有想到传
到毛泽东那里竟误以为真了。刘少奇立即居实答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客气地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近况，刘少奇做了简单的介绍。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而且两家相距甚近，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刘少奇
住在炭子冲，毛泽东住在韶山冲，两冲之间只隔一道岭，相距不过30公里。年少的
时候，刘少奇并没有见过这位比自己大5岁的同乡。直到1922年8月，他们在各自经
过了一段艰辛坎坷的探索历程之后，不约而同地走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两双手才
紧紧地握在一起。
    

    那时候，刘少奇刚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奉调回国，便参与了中共二大的会务工
作。会后，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就亲自找他谈话，派他
回湖南工作。当时，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
吴门外清水塘22号，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杨开慧也住在这里。
    在此之前，他们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和大概情况，却互不相识，如今二见面，
便觉得格外投机，经常在一起做个别交谈。
    对于在清水塘同毛泽东相识相交的那段时光，刘少奇一直怀有美好的回忆。30
年后的1952年，他在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回长沙时，还和夫人王光美专门去寻访同毛
泽东初次见面的清水塘，可由于年久变迁，当时竟没有找到。
    1961年在湖南搞调查，刘少奇又抽时间去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在前往韶
山的途中，汽车路过炭子冲，他却没有下车，只是在车上向他出生的地方投去深情
的一瞥。
    参观快要结束时，刘少奇指着那块红底黄字的“毛泽东同志故居”的匾额，对
王光美说：“这个匾额应该改一个字。‘故’居改为‘旧’居，因为毛主席还健在，
还很健康，所以用故居不太确切，在这里把‘故’字改为‘旧’字要更好一些，也
更贴近人们的心理。”
    这个意见很快就被采纳了。后来，这块匾额就换成了郭沫若的手书：“毛泽东
同志旧居”。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关心是发自心底的，因此才能
如此自然地流露出来。不过，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准则，是绝不会让这种感情
有意地展示给毛泽东本人的。比如去年的国庆节，当时他已经被停止了工作，但是
当他看到毛泽东走下金水桥会见群众时，唯恐出问题，再三叮嘱警卫人员注意保护
好毛泽东的安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背后做的，毛泽东并不知道。
    在这方面彭德怀与刘少奇有些相像。他也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与毛泽东私交
不错。正因为是好朋友，他觉得才应该坦率直露，否则就破坏了那友谊的真诚和纯
洁。于是，别的中央领导批阅文件时，总是写“主席、刘、周、朱……阅”，而他
却直呼直名：“毛、刘、周、朱……。
    与之完全相反的是林彪。他不仅善于让毛泽东感觉到自己的“忠心”，还总是
在一些被人们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动脑筋，以取悦于毛泽东。比如，从1966年开
始，他在批给毛泽东的文件上都写上“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字样；
到了1967年，则把“请”、“送”一律改为“呈”字。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谈话开始切人正题。刘少奇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
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接着，他又郑重地把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向
毛泽东提了出来：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
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
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
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烟，刘少奇的这两点要求是不是引起了他心中
的不快？
    刘少奇也在抽烟，他在等待着毛泽东的答复。
    他们俩都嗜好吸烟，但各有所爱。毛泽东总抽熊猫牌的，刘少奇总抽前门牌的。
各有各的烟，因而谁也不用让谁。
    如果此刻换上林彪，如果林彪对吸烟不反感的话，他会不会摸出自己的一根香
烟递到毛泽东的手里，或者擦亮火些为毛泽东点燃已经放到嘴边的香烟呢？
    刘少奇似乎没有想过应该怎样巧妙地打破沉默。他从衣兜里拿出一封群众检举
信来。他告诉毛泽东，有个人在大字报中不借用造谣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这人品质
极坏，话不可信，这封检举信就可以作证明。
    毛泽东挥了挥手，表示信不必看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又特别介绍
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写的《机械
人》两本。
    谈话结束了，毛泽东起身为刘少奇送行，一直把他送到北京厅门口。分手时毛
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平静地踏上归途。回到家里，他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家人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
    王光美和孩子们听了，那感觉就好像是悬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既然
毛主席表态了，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的。
    住在福禄居里的人虽然还没有安全感，但这里似乎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清静。
    刘少奇静下心来，准备接毛泽东的要求，好好看书学习。
    秘书帮着他找书，重点是《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在刘少奇的书房里
没有找到，又去中央办公厅的图书室去找，还是役有找到，刘少奇想了想，便对王
光美说：“先不用找了，可能是书名不对。”
    刘少奇爱看书学习，这在中央领导里是出了名的。据说毛泽东曾经说过“三天
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样的顺口溜，用以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提倡读书学习风气。
    记得那是1959年的时候，刘少奇的肩周炎大发作，胳膊抬不起来，有时疼得满
头大汗。有一次王光美在春藕斋碰到了毛泽东，无意之间把这件事说了出去。毛泽
东说：“肩周炎我知道，我在延安得过，这是我们男子的更年期症。”此后不久，
毛泽东就亲自安排刘少奇到海南岛休养治疗一段时间。
    刘少奇欣然接受了这个安排。平日里杂事不断，他早就想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读
几本书了。
    1959年11月1日，刘少奇带上一套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第三版和一些资料，飞往海南岛。
    到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鹿回头招待所安顿下来之后，刘少奇便开始安排读
书。他几乎把这次休养当成了一次正规的学习班。他邀请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书记林李明和海南地区党政军的部分负责人，同时把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
警卫、医生、护士还有王光美也都召集拢来，同他们一起学习讨论。为了帮助辅导，
他还特意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请来了王学文、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作老师。
    秋季的海南岛，树木葱茏，气候温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阳光下翻滚着万顷
碧波，景色十分美丽。但刘少奇除了接受治疗、洗洗海水浴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
了读书和讨论上。
    上午，他坐在房间里读书本，查资料，想问题，一坐就是小半天。下午讨论，
他总要带头发言，结合实际讲他的心得。
    不知不觉，20多天过去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学习讨论完了。
    刘少奇组织读书讨论会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件事。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
他一听马上觉得这个办法好。1959年12月，他也带了一些同志到上海住下来，阅读
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接着，周恩来、李富春约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长，一起
住到广东从化，把这本书读了一遍。他们还把薛暮桥叫去，让他介绍刘少奇讨论发
言的内容。
    想起那一段读书时光，刘少奇不禁心驰神往；可是一回到现实中来，他又不免
黯然神伤。
    那一年的11月24日，他路经琼海县前往杭州，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郝苗和随行人员知道他一向反对作寿，在家里从不让人给
他过生日，就想简单改善一下伙食。不知怎么，这件事被省里同行的干部知道了，
就在吃晚饭时送来一块生日蛋糕。人家是一片盛情，刘少奇也不好批评，就让大家
把这块蛋糕分吃了。
    他哪里想到，就是这样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如今被造反派一写到大字报上竟
变得耸人听闻：刘少奇过生日，陶铸为了讨好他，竟然做了一个直径一公尺那么大
的寿桃糕，派专机送往海南岛，还指定歌舞团前去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
祝贺。
    刘少奇不得不佩服那些人的想象力，不仅能把芝麻吹成西瓜大，还能把完全虚
假的事情编造得活灵活现。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埋头读起书来。

    这样的安稳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天，造反派们又来了。
    没有人阻拦，他们大摇大摆地闯进了福禄居的大门。
    国家主席的住地，如今成了自由市场，任人随意往来，所不同的只是，在自由
市场上听到的是嘈杂的叫卖声，这里听到的却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以最大的肺活量吼
出的口号声。
    刘少奇被造反派们推揉着走进院子里。
    入冬以来，这是京城一个少有的寒夜。如果不是赶上那个造反的年头，恐怕没
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有取暖设备的屋子跑到室外来。
    警卫人员眼急手快，找来一件棉大衣披到他身上，又给他戴上一顶棉帽子。
    刘少奇本来还有一条驼灰两色的方格薄毛围巾，他很喜欢，围了十几年，这一
次却没有来得及围上抵御寒冷。
    说起这条围巾，还真有些来历。那是1948年冬天，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刘少奇
第一次来拜见岳父岳母。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是第一次见到刘少奇，觉得初次见
面空手不大合适，就去西单的一家百货商店买来这条围巾送给刘少奇。王光英当时
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体现了人之常情的礼物，竟成
了他俩的一条共同“罪状”：资本家的一条围巾套住了刘少奇的脖子……
    王光美没有来得及穿大衣，就被推到院子里。
    福禄居的院子里没有灯光，从走廊里射来的微弱光线勉强照亮了种在院子前部
的几棵海棠树，其他的地方就是一片灰蒙蒙的了。但是，寒冷和黑暗却影响不了造
反派们的热情，他们一边挥舞着“红宝书”喊口号，一边提出各种问题质问刘少奇
夫妇。不过，细心的人还是可以发现，除了几个活跃分子外，其他的人既不喊口号
也不提问题。他们都是想趁机亲眼看一看刘主席，看一看国家主席的住址，也算没
有白在中南海工作一回。
    对于造反派提出的问题，刘少奇总是一丝不苟地加以解答。可是每次解答完毕，
都会引来一片“不老实、狡辩，胡说、放毒”的喝斥声。刘少奇只好不开口，他们
又得意洋洋地说刘少奇“理屈词穷”、“负隅顽抗”。
    在这样的批斗会上，造反派们总是要千篇一律地质问刘少奇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刘少奇抑制住满腔的怒火，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我已经多次说过，对毛主席，我过去不反，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
不反毛主席！”
    “刘少奇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造反派们用口号声淹没了刘少奇发自肺腑的表白。
    喊口号的时候，有个家伙上来强行按住刘少奇的头，以示真正是“低头认罪”，
还把他的棉帽子打落在地。
    王光美急忙弯腰拣起帽子，给刘少奇戴到头上。
    “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王光美！”
    造反派们对此做出的反应，及时地用一句口号表达了出来。
    “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王光美苦笑了一下，又用商量的口气说：
“先让少奇同志回屋吧！少奇同志欢迎大家对他提出同志式的意见。”
    王光美的话音刚落，机警的卫士就将刘少奇拉进屋子里。
    刘少奇一走，造反派们便把围攻目标转到王光美身上。
    “王光美，你到东南亚访问，为什么要穿旗袍、高跟鞋，还要戴项链？”
    “我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王光美回答的斩钉截铁。
    “到印尼去，你还给苏加诺点烟，这是给中国人民丢脸！”
    “我认为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我认为应该
尊重印尼习惯。”
    “别狡辩！敬爱的江青同志要你出国不要戴项链，你为什么非要戴？”
    “江青说过不要我戴别针，没说过戴项链。”
    王光美心里完全明白，造反派为什么偏偏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记得那次出访前，
她到上海专门看望过江青，向她请教过出访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她告诉江
青，少奇同志跟外交部的同志说过，自己有能穿的衣服，就不要再做新的了。江青
说，我们是大国，你又是国家主席的夫人，穿戴不能显得寒酸、吝墙，要多做几套
好衣服。江青还说过什么，王光美记不大清楚了，但却记得江青里暗中不时闪过的
护意。
    “王光美，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拨子，你还想为他辩护吗？”
    这件事情刘少奇在大字报上见到过，当时气的他浑身直打哆嗦。他可以接受来
自各方面的批评，甚至可以容忍居心不良的不实之词，但却不能容忍这种对他人格
的诬蔑。
    王光美绝对相信丈夫的解释。那一次，他去白区工作，需要随身给地下党组织
带去一笔活动经费。这显然是极不安全的，于是有人便出了个主意，把这些钱换成
金子，打成金皮带圈，金鞋拨子，带在刘少奇身上。
    不光是王光美，凡是熟悉刘少奇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些谣言。刘少奇一向廉洁
自律，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有深刻体会。
    1962年夏季里的一天，中央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泽东说，有几位中央领导生
活比较困难，应该予以补助。毛泽东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
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了。”
    后来，毛泽东又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提到了这件事。
    刘少奇有所警觉，回到家里就问王光美：“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
    王光美说她不知道，刘少奇就让她去查一查，这么一查还真查出来了。原来，
根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可是刘少奇一直不要。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他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在请示了上级领导后，就决定以夜餐
费名义对刘少奇夫妇每人每天补助伍角钱。
    刘少奇得知了这个情况，马上把卫士长和机要秘书找来，板着面孔说：“我过
去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是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
里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们困难的人
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
    卫士长和机要秘书本来还想解释几句，却没有想到刘少奇会发这么大的火，也
就一声不吭了。
    刘少奇拧紧了眉头，又提高噪门说：“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
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补多少退多少，一分钱也不能少，要把每次退
赔的收据给我。”
    事后一算，一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共计1020元，刘少奇说到做到，当月起就
开始扣，每月30元，一直扣了两年10个月才为止。
    1963年，刘少奇出记东南亚四国，访问结束前，他把发给他的零用钱全部交给
了我国驻外使馆。回国之后，他又把外国友人赠送给他的礼品全都登记交公了。
    “批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造反派们又喊开了口号。
    这时候，有几个人从福禄居的会议室里抬出一个小圆桌，它只有一条腿，本来
是放花盆的。造反派们却让王光美站到上边去，理由是让后边的人看见她，其实是
以此寻开心。
    “王光美，你说没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新一轮围攻又开始了。
    “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不愿当资本家，说
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王光美说的完全是事实。1949年那次天津之行前，刘少奇从香山进城，到东城
区后圆恩寺找到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与他商谈工作。
    利用这次进城的机会，刘少奇夫妇还顺路去西城旧刑部街看望王光美的父母。
在那里正好见到在天津办企业的王光央，刘少奇便向他了解天津的情况。
    王光英以为南方还在打仗，中共中央肯定关心军事工业，便认真地向刘少奇介
绍，天津哪些工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工厂可以产子弹，哪些工厂可以装装甲车。
    刘少奇听着听着忍不住笑起来，说：“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
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该如何管……”
    王光英这才明白刘少奇关心的是经济建设，便向他详细反映了天津生产下降和
资本家思想波动等实情。刘少奇觉得王光英谈的情况很要紧，便叮嘱王光英回去后
多同工商界人士联系，多做工作，使天律尽快恢复生产。
    王光英却又领会错了刘少奇的意思，急着辩解说：“我不愿干工商界的事了。
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我不需要企业和资本，我完全可以搞技
术，干本行。再说，我兄弟姐妹中有一半是共产党员，我干嘛当资本家？我要向他
们学习。”
    这回刘少奇不再笑了，而是用浅显明白的话，向他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共
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
着工商界衣服，屁股从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
    王光英后来说：“他是多么通俗易懂、多么形象地指明了我该走的路。几句话
明确了我一辈子努力方向？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王光美，不许你胡说八道！”
    造反派粗暴的吼叫声，一次又一次地打断王光美的答话。
    也许是找不出什么问题可问，造反派们开始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很多
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都是在这个时候上演的。
    “王家有四个兄弟姐妹，王光中、王光美、王光英、王光和把他们的名字排列
起来，就是中、美、英合作。连他们的名字都是反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
熄灭论。我们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合作！”
    其实，王光美的兄弟姐妹加起来有10位，不是按上边那种顺序排列的。但在那
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很多人政治嗅觉被训练得格外灵敏，他们总是能够从一
些稀奇古怪的发现中嗅出反对派留下的气味，于是就出现了这种荒唐的组合，更为
荒唐的是，很多人居然对此深信不疑。王光美的兄妹要和帝国主义合作，这怎么得
了！造反派的胸中燃起万丈怒火。
    “把桌子给她掀翻！”有人说着就要动手。
    卫士们见势不好，连忙站在桌子周围，把王光美保护起来。
    造反派们总算折腾够了，一个个就像打了胜仗的将军似的离开了福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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