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随同杜鲁门总统去威克岛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晤
一九五0年。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全线向北朝鲜同中国和苏联的边界推进。美国
政府感到有点不安,它担心麦克阿瑟会扩大战争。麦克阿瑟的态度和他的公开讲话
使杜鲁门总统感到困惑。总统要求与麦克阿瑟磋商。麦克阿瑟明确表示,战争正处
于关键时刻,他无暇飞往华盛顿。杜鲁门总统同意到离华盛顿几千英里的中太平洋
的小岛威克岛同他会晤。艾弗里尔·哈里曼作为杜鲁门先生的特别助理将参加这次
会晤,他决定让我随同前往。我的任务是帮助国务院秘书维尼斯·安德森和奥马尔
·布莱德雷将军的助手威利斯·马修斯等人,和他们一起为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作记
录。
后来这些记录在华盛顿泄露了。麦克阿瑟宣称他本人对作记录一事毫无所知。
布莱德雷将军在国会承担了全部责任。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开始了我在这次至
关重要的会晤中的使命。
十月初,哈里曼先生向我暗示,杜鲁门先生非常想跟麦克阿瑟将军晤谈。哈里
曼先生表示他将随同前往,并让我作为他的助手一起去。
十月十三日我们乘一架军用专机启程飞往威克岛。我们先飞到旧金山。哈里曼
先生的随行人员中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菲利普·杰塞普
大使,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以及布莱德雷将军的两位助理马修斯将军
和汉布伦将军。我们在旧金山停下加油,然后飞往夏威夷,大家都在珍珠港的海军
基地下榻。我还记得当走进给我安排的房间时,我心里一阵激动,因为床上放着一
件碧绿色的夏威夷花运动衫,卡片上写着:“沃尔特斯少校惠存——杜鲁门总统赠。”
自从我随同马歇尔将军在里约热内卢那次工作以来,我一直不喜欢穿花哨的衣服,
但我却情不自禁地立刻把这件碧绿色的运动衫穿上了。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们在珍珠港过了一夜,看望了医院里的伤员,第二天清晨乘“星座号”飞机
去威克岛。美国驻太平洋部队总司令阿瑟·雷德福上将陪同总统前往威克岛。乘螺
旋桨飞机去威克岛需要很长时间,我们飞行了整整一个晚上。清晨,我走进驾驶舱,
惊喜地在雷达上看到了那个岛屿。雷达屏上出现了该岛的地形轮廓,我可以清楚地
辨认出岛中央的礁湖。我们正好在黎明前降落。当我们走下飞机时,天还没有大亮。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我们身在热带,天气却很凉爽。
哈里曼先生向四周环顾了一下,问道:“麦克阿瑟将军在哪里?”有人指着离
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答道:“他坐在那辆吉普车里。”我对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到飞
机前来迎接感到有点吃惊,因为飞机上坐着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根据我的了解,不管军衔如何,陆军部长是美国全
体军人的上级。我们走到麦克阿瑟将军坐着的地方,佩斯先生和哈里曼先生跟他谈
了很久,我则站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听候下一步的安排。不久宣布了杜鲁门先生
的飞机即将到达。有关麦克阿瑟将军让杜鲁门先生的飞机在威克岛等候的谣传纯属
无稽之谈。麦克阿瑟将军在杜鲁门总统抵达威克岛前的一个晚上就到了那里,并在
岛上过了夜。天刚放亮,总统的飞机着陆了。飞机滑行到离麦克阿瑟将军很近的地
方停了下来。我们这些站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的人向飞机走去,那时总统马上就要
出来了。舷梯升了上去,机舱打开了,杜鲁门出现在舱门口,挥动着帽子。这时,
两个航空警察走下舷梯,分别站到舷梯底端的两侧。然后,杜鲁门先生慢慢走下舷
梯。这时,麦克阿瑟将军才走下吉普车,向总统迎去。我有些惊奇地注意到,麦克
阿瑟将军没有向杜鲁门总统行礼。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不
管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信仰如何,象他那样老资格的军人竟然不向美国总统行礼,
在我看来是令人奇怪的。
杜鲁门先生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行札,但显得若无其事。他跟麦克阿瑟握了握
手,后者把美国驻朝鲜大使约翰·莫西欧介绍给他。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同
乘一辆汽车向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驶去。”他们单独在那里呆了约一个小时。这次会
面所发生的情况只有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清楚。我从未听到杜鲁门先生提起
过那次谈话,也从未看到过那次谈话的备忘录。在他们谈话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被
带到一间棚屋里,这个棚屋已经布置成为会议室了。中央搁着一张大桌子,桌子四
周放着椅子。靠墙的地方也摆着几把椅子,是为象我这样级别较低的人员准备的。
棚屋的一头有一条窄小的过道可通向另一个房间。杰塞普先生的秘书维尼斯·安德
森坐在那里作必要的会议记录。不久,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出现了,两个人
显得很亲密。杜鲁门先生走到桌子一头,指着他右边的那张椅子对麦克阿瑟将军说:
“您坐在这儿。”接着,杜鲁门先生让他的随从人员坐到桌子四周的椅子上。我是
级别较低的成员,因此坐到离桌子较远的、靠墙的一张椅子上。但是棚屋很小,我
清楚地听到了会议过程中的所有发言。会议即将开始之前,我问杜鲁门先生是否可
以让我在会议室拍一些电影。他笑了笑说可以,他不反对。据我所知,那些是在那
个棚屋的现场拍下来的仅有的照片。
接着,会议开始了。首先由麦克阿瑟将军简单地汇报了朝鲜的形势。他汇报时
十分乐观,最后说:“历史上没有一个指挥官能象我这样得到政府如此巨大的支持。
我想告诉你,总统先生,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杜鲁门先生谦逊地点了点头。然
后提问开始了。他对麦克阿瑟将军说:“将军,根据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中国共
产党人即将介入这场战争。我想听一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麦克阿瑟将军依然慢
条斯理、有声有色地回答说:“总统先生,他们是不会介入战争的。这是我们示强
而不是示弱的时刻。我们再也不能卑躬屈膝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越过鸭绿江,我
将对他们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他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人得不到空中支援;
而缺少空中支援,部队就难以打仗。他指出,即便我方也只有海军陆战队才拥有就
近为地面部从提供的空中支援,他认为这种支援对战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既然中
国人不能为他们的部队提供这种支援,他们在我们的空军面前就会束手无策。他最
后说,这场战争无论如何在感恩节前就可以结束。圣诞节时他将把一、两个师调回
美国,在新的一年里再把一、两个师派往欧洲的北约。他说话时显得非常自信,很
有把握,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议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很说明问题的事。麦克阿瑟将军拿出他的烟斗,装上烟
丝,把烟斗叼在嘴里,取出一盒火柴。当他准备划燃火柴的时候,停了下来,转过
头来看着杜鲁门总统,犹豫地问道:“我抽烟,你不会介意吧?”这其实不是真心
征求意见。麦克阿瑟已做好抽烟的准备,如果杜鲁门说他介意,那就会使总统显得
粗鲁、霸道。杜鲁门先生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说:“抽吧,将军。别人喷到我脸上的
烟雾要比喷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脸上的烟雾都多。”
后来他们还讨论了军队撤离朝鲜的时间表。麦克阿瑟将军百分之百地相信战争
将在圣诞节前结束。维尼斯·安德森在房间的一头作记录,我自己也作了一些笔记,
布莱德雷将军的助手马修斯将军也做了笔记。这些材料后来汇集成为这次会议的记
录,以后被泄露到报界去了。对于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是否知道有人在作记录这一问
题有许多指控和反指控。我亲眼看到维尼斯·安德森作为这次会议的记录员被介绍
给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将军也许不是说谎;当时他已年逾七旬,可能确实忘了会议
一开始就有人做记录。当人们就泄露会议记录一事提出质询时,布莱德雷将军在国
会勇敢地承担了全部责任。
会议结束时,杜鲁门先生表示他还有一、两件事情要处理。我们走出屋子,来
到强烈的阳光底下,一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把我们团团围住,拼命拍照。接着,杜
鲁门先生开始把第三或第四枚橡树叶勋章[注]挂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优异服务勋章”
上,以示再一次记功。他还给在汉城战斗中和撤出该城时表现得十分勇敢的美国驻
朝鲜大使约翰·莫西欧授勋。我把这个场面拍成了彩色电影。于是,杜鲁门先生热
情地同麦克阿瑟将军和在场的其他人员一一握手,登上飞机返回夏威夷。不久我们
也跟着走了。麦克阿瑟将军对哈里曼先生显得特别亲切,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因为
他在哈里曼先生前次访问时提出的增援部队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我必须承认我为
能去威克岛而感到幸运。那确实是一次巨人的会晤。那时我看不出他们两人后来如
何会发生争执,但是尽管他们一直不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里确实都是出类拔
革的。
我们飞口檀香山,在那里稍事停留后继续飞往旧金山。杜鲁门先生在那里发表
了一次演说,然后返回白宫。两、三天后,一位华盛顿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发表
了威克岛会议记录的颇为详细的摘录。那次记录一共只印了五份。哈里曼先生得到
一份。这份记录装上信封存放在他的保险柜里,信封是密封的,上面写着“只有哈
里曼先生或沃尔特斯少校才能拆封”。联邦调查局就这次泄露记录事件进行了调查。
当该局调查人员来到哈里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们向他们出示了那个仍然密封着的
信封。哈里曼先生收到它以后,从来就没有打开过。
在这段时间里,哈里曼先生一直在努力使我得到提升。那时我已经当了六年少
校。他终于成功了。他给我看了一封他刚从马歇尔将军那里收到的信,信上说:
亲爱的哈里曼,
我谨愉快地通知您,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刚告诉我,沃
尔特斯少校已被提升为中校。不知您是否知道,陆军的传统习
惯是,把军衔标志泡在一杯烈性酒里,让新提升的军官将酒一
饮而尽。既然沃尔特斯是个戒酒主义者,你们可以用牛奶或水
代替。军衔标志即送上。
忠诚的,
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将军在信的下端疾笔写道,“军衔标志即送上。我怀疑它是否能经得住
烈性酒。”我虽不是一个戒酒主义者,但我是不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除非是在
为国效劳的时候!我非常感激哈里曼先生把那封信给了我。直到今天,这封信还是
我十分珍爱的纪念品之一。就这样,我当了中校,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一直挂这个军
衔。
这个时候我继续随哈里曼先生在白宫工作,因此有较多的机会见到和观察杜鲁
门总统。这种机会使我深信,这个平凡的人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美国的伟大总统之
一。他的淳朴无华、为人直率,令人难以忘怀。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说白宫进行修缮,
杜鲁门先生实际上住到了马路对面的布莱尔旅馆内的招待所里,还听说当他晚间离
开白宫办公室回布莱尔旅馆时,他留下了以下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如果
有事需要我处理,尽管叫我。但如果有些事根本不用我亲自处理,你们也叫我,那
就天知道了。”杜鲁门先生有办法做到一旦离开办公室就毫无牵挂、自由自在,其
实,没有人比他挑的担子更重。
我后来听说在决定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的那次内阁会议上,在所有的内阁成员
已经发言表示支持这种干预以后,杜鲁门总统说,他认为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站在
上帝的宝座前,为所有由于他采取的行动而丧失生命的年青人负责,但他既已宣誓
担任美国总统,他已无其它选择。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我能和他有这种接触是
我一生的荣幸。
许多年以后,杜鲁门先生不当总统已经很久了,我到独立城[注]去看他。我鼓
起勇气向他提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对他说,“总统先,我能向您
提一个轻率的问题吗?”他回答说,“沃尔特斯,不存在什么轻率的问题,只有轻
率的回答,在这方面我倒是个专家。所以,你就请问吧。”然后我说,“总统先生,
您到达威克岛后下飞机时,是否注意回回回”不等我问完,他就打断我说,“我是
否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美国总统行礼。你完全正确,我注意到了。”接着,他又
用一种更温和、更镇静的声调说,“我当时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我同他
打交道将遇到麻烦。后来果然如此。我解除了他的职务,我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不
管正确与否,他就是不了解如何治理美国。”
这是他们之间争执的症结。杜鲁门总统决心把那次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上,使
它成为一次有限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则感到我们必须使北朝鲜人惨败,否则将来我
们还会打其他这样的有限战争——后来的确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个人都是对的,但杜鲁门是总统,而麦克阿瑟却没有充分
意识到这个压倒一切的事实。当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时,许多人批评了他的
做法,但是没有人对他运用总统的权力采取这个行动提出疑问。
两个人都是意志坚强,行事果断的人。这场冲突到最后,其中一个人势必下台,
而在我们的制度下,这只能是麦克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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