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序章烽火照京都(4)

　　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
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
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
为担忧和不满，于7 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
“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守土应具决死必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
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
民族前途互勉。”[8]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 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 月底前，组建
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
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 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
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 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
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O 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9]

　　7 月12日下午7 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
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
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
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
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
判，企图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
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相情愿。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
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
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
北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
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觉，迷醉中于12日匆
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
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
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

　　此番妄言传到庐山，蒋介石与奉召前来开会议政的各方人士大为不满，为防
宋氏以华北军政之主的新式军阀心态，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梦中昏睡不
醒，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大义的逊事。7 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
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
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
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
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11]对
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
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
名日军官兵。

　　7 月15日，宋哲元针对海内外爱国志士纷纷汇寄到北平的钱款财物，通电全
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其
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 月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
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
的情形是：7 月11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日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
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
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
惜以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本军
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12]的既定方针，加紧调集大军向
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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