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序章烽火照京都(9)

　　另据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
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
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
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
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
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张克侠
《“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
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决不是临危受命，
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
自忠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张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
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1940年，当张
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
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
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明道广潘
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
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
中、石敬亭等八委员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
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氏一上台，即发表讲
演，“痛责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闻界，不得有反日言论。”（1937年8 月15
日，前敌总指挥孙连仲呈何应钦电报。）从此，冀察政务委员会沦为汉奸组织，
其委员统统变成日本人的鹰犬。同时，张自忠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后留在北平的两
个独立旅接受改编，听从汉奸指挥操纵（刘汝明之弟刘汝珍等部不听张的命令，
突围而出，辗转回归军队在察省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
水的第二步。当时的社会舆论皆指责张已沦为汉奸，有报纸以“自以为忠”，实
则乃一卖国求荣的汉奸相责，南京军政高层不少大员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清
华大学教授吴宓于1937年7 月30日日记载：“闻人谈及二十八之战，宋氏事前未
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
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
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过半矣。”（《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
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吴宓记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意味，但足
见张自忠附逆的传说已遍及各界。

　　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张璧、
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
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涮自拔。8 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
委员会宣布解散。鉴于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和各方指责施压，深感大势已去的张自
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轮船转赴烟台后乘火车抵达
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指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张扣押，解送南
京接受审查。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与社会舆论皆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
祸首，其他将领受指责和非议较少。据说，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平津失守
之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即使在以后的若干岁月也一直争
论不休，且波及宋、张，甚至赵登禹等人的亲属、后代。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
认为，在七七抗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家属，于1952年就得到了新中国民政部门频发
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而张自忠的“烈士证书”直到1982年4 月16日才频发，
其因就是二十九军健在的将领都说七七抗战之初，张自忠有汉奸或附逆行为，民
政部门对此颇有顾虑，故迟迟未发。也有研究者对李惠兰之说不以为然，并以佟
麟阁的事例加以驳斥。当年与赵登禹一起在南苑牺牲的佟麟阁将军，直到1979年
8 月才被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随后国家民政部为其家属频发
“烈士证书”。不能说佟麟阁的烈士证书比赵登禹晚发了近三十年，就说他当年
有汉奸和附逆行为，证书频发的时间不同，当另有原因，李惠兰推断的理由实为
荒唐可笑，不足为信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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