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往事再回首(10)

　　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的行动
开启，作为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
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梁启超深以为然，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
祥推荐，曹一听李是哈佛博士，且正与美国人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当场表示
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赶快请进清华园。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
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6 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 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称赞，向来以木讷寡言著称的
王国维更感欣喜，认为此举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
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46]可惜的是，王氏此言，
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蹩履和歪理邪说被无情地扔到垃圾堆中，代之
而起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和管理队伍控制的大学，其办学成绩自可想见。

　　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
别是有名望的“海龟”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
认同，发挥了交叠影响和作用。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
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
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
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模糊
淡远，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桩历史公案。[47]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

　　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担任的课程先后
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
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清华任教期间，李济重点指导的
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
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从王国维研
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
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待近现代田野
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
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
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
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
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
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
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
利尔艺术馆毕士博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
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
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
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2 月5 日，李济与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
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48]其间发现
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地点
后，二人于3 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
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
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按照协议规定，发
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49]—
—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
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对于这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
许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言：
“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
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
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
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50]
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