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往事再回首(18)

　　其后的十余年间，学衡派与陈、胡领导的《新青年》派展开决战，两派在各
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个大的战线展开，即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
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
存继承，劣者扬弃的问题；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
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的问题。学衡派号称要以“论究学术，
阐述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以陈
独秀为首的另类文化派则倡导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吃人的礼教文化
一概打倒，并云：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
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等等。

　　对以梅、吴、胡先骕为首的学衡派之行为举动，当时和之后的社会人士有毁
有誉。毁者，斥其为保守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死路上爬
行。誉者，称其不随时尚为转移，挽中国文化狂澜之既倒，为继承绵延优秀传统
文化血脉作了重大贡献云云。道不同，不足为谋。两派的大多数中坚，直到死都
未能与对方和解，吴宓更是如此。当时的周氏兄弟对吴宓与学衡派人士不以为然，
周作人指斥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亦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
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
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
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鲁迅《估< 学衡> 》）周氏兄弟的文章，当时反响并
不是太大，只是令鲁迅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
时期，给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石一歌”提供了炮弹，以余秋雨等学者组成的
“十一歌”，借此对学衡派人物一顿猛烈开炮，指斥整个学派“对新旧学问都是
一窍不通的”，并扣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
以及“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几顶颇为吓人的帽子，大有让其遗臭万年之势，为
此吴宓等人倒了大霉，成为批斗整治的对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处主要叙述吴宓到清华园的情形。据云，当时东南大学管理完善，学风甚
好，学生颇为上进，为各方所瞩目。吴宓在日记中载：“又适为东南大学前后多
年优秀之两班学生”正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
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是故宓尝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
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
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
增开新课程。”（《吴宓与陈寅恪》）由此可看出，吴宓当时确是意气风发，颇
有一番作为的。

　　1923年下学期，由于一个意外插曲，使吴宓最终与清华结下了渊源，也使他
的事业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这个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后来在文坛大名鼎
鼎且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治华，也就是后来颇有文名
的梁实秋。

　　这年下学期开学之后，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本年毕业留美）学生梁治华
（字实秋）等几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顺便听了吴宓的几堂课，梁为吴
之风采和学问倾倒，回到清华后作出了积极反应。据吴宓日记载：“梁君本人，
连听宓课两三日。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
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
读而勤业。又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
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
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
事哉！云云。”

　　梁实秋的文章发表后，在清华引起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准备
办国学研究院的校长曹云祥重视。鉴于东南大学俊彦云集，士气高昂，整个学校
蒸蒸日上的态势，曹校长没有采取挖墙脚，强行将吴拉入清华的打算与行动，而
是引而不发，静静地等待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23年夏天，刘伯明代校长郭秉文主持校务，秋初赴湖南讲学；积劳成疾，
10月27日陡感头痛，以后诊断为脑膜炎，医治无效，20余天后去世，年仅37岁。
刘伯明的英年早逝，全校师生为之悲痛。吴宓曾撰一长联哀悼。据《吴宓日记》
载：随着刘氏的溘逝，“事变纷来。本年（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
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诸同道如梅（光迪）、楼（光来）、李（思纯）诸君，
均散之四方。”此时的吴宓自然“亦处不可留之势，一再审思计议，卒于五月底，
决然就聘奉天东北大学”，为英语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大纲》等课程。一
直暗中关注吴宓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得知东南大学变故与吴宓人生转折后，适
时向吴伸出了橄榄枝，吴接到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乐意回母校任教。待一个学期
结束，吴宓便决然地离开东北大学，来到他曾生活过八年的清华园，开始了一生
最为辉煌的事业。作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吴宓为了实践新的办学宗旨，特别提
出并通过了聘任教授及讲师的严格标准：(1) 受聘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之全部知
识。(2) 必须具备正确和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3) 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
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果。(4) 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期其于最短时
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治学方法。此一标准不可谓不高，而吴宓也确实是以此高
标准聘请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教授和讲师李济。其标准和
操作过程令后人为之钦佩的同时，也为一个大师消失的时代至堪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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