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往事再回首(26)

　　王国维的亲家兼师友罗振玉认为是殉清而死，而清逊帝溥仪却认为是罗振玉
逼迫而死。在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曾经
说过这样一段话：“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
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
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
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
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
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
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
《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
亲家（南按：罗女嫁王氏子），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
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
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律，王国维就
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
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
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又，溥仪在“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引的头”一句后，加了一个“附注”，
注云：“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
说绍英（南按：清室内务府大臣）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
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
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帐，王国
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
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因溥仪的名声和特殊地位，
在后世流传的诸种说法中，以“罗振玉逼债而死说”影响最大。这一“逼债说”
后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并传播，遂成为王氏之死诸说中的主流观点并为时人广
泛采信。

　　另有史家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之说。此说由
于为尊者讳之故，罕有见于文字者。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
所引商承祚之说语焉不详，只有“中冓不可道”一句，罗继祖理解为亲戚之间的
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常任侠1940年1 月12日日记载：“晨，商锡永（南按
：即商承祚) 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以妇有外遇，故愤
而自杀，未知信否也。”（《战云纪事》，常任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
232 页。)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捏造事实，卖画之事纯系子虚
乌有，罗振玉“逼债”说难一成立，商承祚“妻妾受辱”说也不大靠得住。从王
国维遗书上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可以看出，
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
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氏之“殉文化”说，与梁启超之论王国维
死因相接近，因而陈氏之说最为接近本真，亦多为后世研究者赞同。

　　[67]《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
4 月。

　　[69]碑文见陈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关于为王
国维立纪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据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戴家祥回忆
：王国维跳湖自尽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学会更选，最后选出宋玉嘉为会长，
吴其昌副之，戴家祥为文书，姚名达任会计，然后决定为王国维立碑纪念。为此，
梁启超捐资五百元，陈寅恪二百元，马衡（南按：字叔平，当时被聘为研究院讲
师）一百元，新任校长严鹤龄二十元（南按：曹云祥已辞职，被师生逐出校园），
李济二十元等等，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都捐了款，共得银3000元。碑
由陈寅恪撰文，马衡书丹，梁思成设计，于1929年夏竖立于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土
坡之下，前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为陈氏撰文。当时“只有赵元任和
助教杨某（赵师母的内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杨时逢），他们是另有看法的。”
（《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赵对王国维有何看法或成见，戴家祥未明言，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老实得像根
火腿”的王国维并未参加清华派系斗争，平时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究竟
何时何地与赵产生过节，或许如吴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 月23日，吴宓日记载
：“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
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
但含忍之。晚7-8 时访陈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负担重，又常捐巨款于
《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吴宓日记》，第三册。）查吴氏日记，内中有
大量施舍金钱于朋友学生的记录，如吴芳吉、王尧城、毛彦文等用他的金钱都是
千元以上的大数，而张歆海、张荫鳞、胡征、高棣华等学生辈也常向吴借钱并得
到资助。但吴宓此时在金钱处置上却显得很不尽人情，亦很不明智。尽管戴家祥、
姚名达辈不尽懂礼数，言语中引起吴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国维临终托
孤的份上，亦应略尽绵薄，何况梁启超与陈寅恪所捐都是五百与二百元的数目。
吴宓书生意气在此，或许赵元任亦类似吧。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