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英雄辈出的时代(7)

　　1924年，赵元任与夫人杨步伟离美回国，途经德国柏林，曾与傅斯年、陈寅
恪、俞大维、罗家伦等中国留学生相见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据杨步伟回忆说
：“孟真与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
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
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29]后来傅归国后到中山大学任职，就与赵元任
向当时负责校务的朱家骅间接荐介有很大关系。

　　1926年9 月，经历了七个春秋寒暑的面壁苦读，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而今非
昔比的傅斯年，作为一只比“海龟”还要威武生猛的巨无霸式学术“大鳄”，告
别欧洲大陆，自马赛港乘船向阔别日久的故国驶来。时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留
学前自己设定可以“在社会服务”的年龄界线。

　　当傅斯年随船越过浩瀚的印度洋，刚刚在远东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尚未
抖掉满身带有咸腥味的水珠，身居南国广州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时在中山大学
主持校务工作的副校长朱家骅得到了情报，并立即着手撰写聘书，请傅氏到中山
大学任教。历史在不经意间把傅斯年的人生前程与朱家骅紧密维系在了一起。[30]

　　◎狭路相逢

　　傅斯年在回国前已有耳闻，广州一隅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
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随着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
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
年当场拍板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
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
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这是傅斯年与
民国时期学界最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朱家骅相见、交往的开始。从此，二人在工
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一个从政，一个是亦官亦学，走着不尽
相同的道路，但人生际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未来二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岁
月中，共同度过了相互信任与协作的难忘时光。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上任不久，朱家骅发现此公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
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
常目空天下士”，[31]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
只是这“大鳄”在目空天下士的同时，还算心中有数，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已，
并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在
傅的策划和主持下，文学院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
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
1889-1978 ，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
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学
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

　　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前，鲁迅
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莹）、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
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咒骂，二人关系宣告
破裂并逐渐恶化。也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鲁迅认为的后台老板胡适等西洋
“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欧美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的弟
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都没有好感。更因此前有人揭露
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氏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
的好机会，便写了一封揭发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 月30日《晨报副刊》。
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
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为此，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
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躲
在背后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32]直至“三? 一八”惨案
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南按：其间鲁迅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发表），
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 月2 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
取薪水，随后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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