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节：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2)

　　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
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
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
的。”[7]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8] 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
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 月，
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
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
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
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
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
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
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
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
阳的调查。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疾痼，富有学术远
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 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
史语所通信员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
“结绳纪事”一样，属于一种“纪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
读之前，只是被当做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
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
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
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
—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
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
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
于自己以往研究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这一意外发现，王氏既惊且喜，于是又
派家中跑堂的伙计迅速赶到达仁堂把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加以鉴
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各药铺及“龙骨”出现的场所大肆收购。由于王懿荣在
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其收购、研究甲骨文的举动在圈内逐渐传开。不
久，消息灵通，颇具生意眼光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
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氏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一位古
董商赵执斋见搞这种东西有利可图，不知从那个地沟里弄了数百片带字甲骨跑到
京城王府售卖，王祭酒悉数认购，并发出信息让古董商继续搜寻，多多益善。唯
利是图的古董商闻风而动，采取许多年后侵华日军“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的战略战术，四处搜索追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氏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
并作了相关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缘，王懿荣不仅作为认定
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
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 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
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
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
多达1 ．2 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一见如此丰盛的收获，
大喜过望，遂着手对这批甲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一番努力，罗氏从
《史记? 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出土甲骨文的安
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罗振玉又在其所著《〈
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
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
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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