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节：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7)

　　1931年秋，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
济之后第二次发掘。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
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此前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
义非凡的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
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25]进
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
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
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城子崖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
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在后岗关于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
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26]梁思
永对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
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沿着时间的脉络重
新开始流淌，梁思永也由于这划时代的发现一举成名，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史一代
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命运多蹇的
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一发
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有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为主力
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
移到后岗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
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史籍记载。

　　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
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
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
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
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
（南按：又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
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
宾。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
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
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徐中舒、滕固、王献唐，清华
大学的闻一多携燕京大学的陈梦家，以及河南大学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
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气势如虹。胸有
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
工达到550 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
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五个最多，即：参加的
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
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
洋一千元。本次工作102 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85天，要
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
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此次发掘的收获，除了
甲骨文之外，仅从后来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展品目录总说明来看，“其中
十之九出自安阳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
地。侯家庄为殷代陵墓之残迹，小屯村为殷代宫室之遗址。”[27]

　　三次大规模殷墟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考古
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
坑。所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
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
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 号商代灰坑中，一
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 片，其中有300 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
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
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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