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节：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9)

　　9 月18日以后，敌军攻势再度加强，中国军队气力不支，被迫由战略进攻转
入顽强的守卫战。

　　就在淞沪战场炮火连天之时，蒋介石于指挥作战的空隙，专门召见胡适、傅
斯年、钱端升等人，就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众人
皆认为胡氏此次出使定对国民政府抗战有所补益。但此时的胡适却顾虑重重，表
示不能从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
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
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在诸多嘈杂纷繁的宏论中，北京大学校
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也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
日本抗衡，中国应当想方设法避战“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
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同时警告政府当局“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
战发生前为之。”[32]按胡适的设想，在这和平的十年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
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

　　因胡适在学术文化界以及青年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其声远播，观点分外引
人注意，但这个声音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指斥。随着日本军队步步紧
逼，华北告急，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此时的胡适仍坚持他青年时代在
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时的易卜生主义，号召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就愈应
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即易卜生所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
块材料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为此，胡适受到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
一片恶毒的咒骂。一位叫做李祖荫的北大学生，在许多年后回忆1934年秋季于北
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时说：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蒋梦
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
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
适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
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
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
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
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
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
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
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33]

　　尽管遭到自己的学生唾骂，但胡适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坚持暂时不能与日本
开战，必须有一个较长的预备阶段之后方可言战。后来据胡适自己说，这个观点
的形成与他在1933年春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有关。在这次为时两点钟的谈话中，
蒋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预料：“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
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
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多！”当胡适问到中国军队能否抵抗时，蒋介石谓需要三个月
预备期。当问及三个月后能否开战时，蒋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
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
们不是怕死的。”仅此而已。

　　按照胡适的理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34]

　　摸到了底牌的胡适于1935年6 月27日夜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以我观之，蒋
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
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
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
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
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
[35]

　　正是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战略思想影响，一介书生的胡适
也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
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除了学生们的咒骂，还受到主战派猛烈谴
责与攻击。当时孙科、居正等国民党大佬，皆主张逮捕胡适，押入大牢灌辣椒汤
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视听。孙科是亲苏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
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喝斥，其道未得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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