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棒子队”武装护校



    重庆的大专院校多集中在沙磁区，在这一文化区，中共地下党员较多，这里也
就成了“学运”的中心地区。1948年，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院校中的许
多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遇难，有的转移去了外地，但仍有不少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
成员继续坚持在这里为党工作，如重庆大学在解放时，即有地下党员76人，党的外
围组织成员发展到250多人，这些人在护校斗争中是重要的骨干力量。

    川东地下党沙磁区特别支部， 建立于1949年3月， 有3名委员。书记是吴宇同
（又名吴朝禧），组织委员韦喜庭（又名韦弦），宣传委员廖伯康（又名廖松俊）。
廖伯康后调任市学运领导小组书记，由潘其江接任廖的宣传委员一职。这时，吴宇
同和潘其江公开的身份是民建中学的正副校长，廖伯康和韦喜庭的公开身份是适存
高商学校的副校长，对学校情况很熟悉，因而在护校工作上事先就考虑得很周到。

    沙磁区特别支部的地下党员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大、中、小学里，其他行业
也有少量地下党员，有些外区的党员也属这个支部领导。在小学中开展护校工作的
主要有树人、东水门游艺、大有、培才、儒英等小学；在中学中主要有亚洲、蜀都、
民建、适存、中正、市二中等中学；有红岩育才学校、斯克农等职校；当时重庆有
19所大专院校，如正阳法学院、川东师范、长江文理学院、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西
南美专、女师院等，其护校斗争则尤以位于沙磁区的重庆大学为典型。

    重庆大学的护校斗争，其骨干力量是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同学，主要是通过教
授会、助教会、职员会、学生自治会等公开组织进行的。11月18日，以上公开组织
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护校的具体方法，确定了武装护校、加强警卫和夜间巡逻；保
护和挽留著名教授、 学者、专家，清校；成立“冬防委员会”等4项紧迫需要展开
的工作。

    全校师生立即行动，许多进步同学参加了护校巡逻队，开始时人少，所使用的
武器是从校警队接过来的10多枝破旧步枪，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参加的人也越来
越多。武器就成了大问题，可一时又不可能搞到枪支。最后，大家决定统一使用上
体育课用的标枪和垒球棒及童子军棍。有人进而建议说，现有的那10多枝破旧步枪，
又没有子弹，背在肩上仅是装个样子，临急时还不如根烧火棍，搞不好还会弄巧成
拙，引得敌人先开枪，倒不如全部扔掉换上棍棒。这个建议赢得了一致赞同，从此
护校队成了清一色的棍棒武器，所以“棒子队”的名声一时远扬校内外，使反动派
和坏分子不敢妄自捣乱。

    地下党组织通过校内进步教职员工和学生，在联席会后加紧了对著名教授、专
家等人的宣传工作和保护工作，对有可能被劫持、裹胁和受迫害的教授，立即派人
通知和协助他们及时隐蔽和转移。特别是著名电讯专家、教授冯简被国民党特务劫
持到台湾去后，重庆大学迅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绝大多数教授和专家学者志愿
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保存了非常宝贵的师资力量。

    23日，重庆大学“冬防委员会”宣布成立，选举陈豹隐、郑兰华、罗志如、程
登科、 高昌运等为常务委员。采取了一系列护校措施，首先把全校划分为6个冬防
区，区长由学校派定，副区长由区内推选。委员会下设秘书、总务、警卫、消防、
联络、 同学福利、工友福利等8个组。并与学校附近单位如重庆中学、女子职业学
校、大成化学厂等单位联系，实行联防。

    为了防止坏人混入校园内， 学校作出了“清校”的5项决定，即：紧急时封闭
校内36个通道；进出校人员随身携带职员证或注册证以备检查；禁止外人在校内留
宿；调查校区住户；随时突击检查。并在校内主要通道上设置了障碍物，清理好防
空洞和蓄水池，修复和新装电话，以备临急使用。同时，为了切实保管好学校的财
产、物资、图书资料和各种仪器设备，学校还印制了大量宣传护校迎解放的传单，
分发到各校办工厂、实验室、图书馆和各种库房。

    27日，校区附近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的枪声，和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
在就义前高昂的歌声和急呼的口号声，隐隐约约传入重庆大学校园内，护校队和校
内教职员工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校长张洪源和校领导郑衍芬在重庆地下党“文化工
商工作组”的宣传和动员下，积极团结全校师生竭力护校。“棒子队”警惕地守卫
在校门口，机智地喝退和力阻校门口公路上成群结队逃窜的国民党溃兵。

    经过紧张的历时近一星期的护校斗争，重庆大学和其他大、中、小学一样，终
于迎来了校园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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