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彭绍辉接到周恩来批示后，立即转告了杨国宇和钱学森。他们很快落实了周恩
来的批示，并给彭绍辉打了报告，主要有三点：一、原七机部一院党委委员，七Ｏ
三所所长姚桐斌同志，１９６８年在两派武斗时，姚桐斌同志中午由办公室回家被
打死，当即报告总理……凶手现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姚桐斌案件已列为清
队中一个重点问题，还在追查。

    二、姚桐斌死后，对其遗留的三个孩子的补助，按国家规定，每人每月20元，
对其本人，则按军队师级干部标准发给650 元（实发430 元）。

    三、彭洁清同志，目前插队确有困难，已按总理指示外交学院分院，暂不忙动
员插队，其工作如外交学院不能解决时，建议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安置。

    当时，彭洁清并不知道这一切，多年以后，彭洁清才从有关方面获悉了这两份
珍贵的历史文件。由于周恩来的过问，彭洁清所在学校的军宣队派人到河北省把她
的档案调了回来。同时彭绍辉副总长办公室通知她：不必去插队了。

    我们之所以讲了赵九章、姚桐斌之死，这是“文革”期间航天队伍中比较典型
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十年浩劫对航天事业的摧残到了何等地步。

    直到1999年9 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表彰为研制“两弹
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在23人名单
中，就有赵九章和姚桐斌的名字，他们是死了却又活着的英雄。

    “文革”时期的1970年4 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1975年11月26
日，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这标志着中国已初步掌握了发射飞船的能
力。同时，这期间还成立了载人飞船的单位（507 所），开始了航天员的选拔和训
练等等。这些收获，该作何解释呢？

    赵九章和姚桐斌的例子已经说明，没有周恩来的力挽狂澜，没有钱学森这样一
批科学家无怨无悔的奉献，“两弹一星”何以能实现？今天载人飞船的成功又从何
谈起？

    1968年2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
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这便是今天航天科技集团总公司下
属的五院，也是载人飞船的研制单位），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
间技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钱学森就立马想到建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问题了。他给国防科委打了报告，
很快国防科委批复：“同意空间技术研究院《关于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的暂行编
制》（试行），编制定员为1265人，所下设科技、政工、后勤、宇航员训练组及9
个研究室（组），一个试制工厂。（代号507 所）”这个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负
责选拔训练航天员；一个是保障航天员生命医学研究。

    1968年4 月，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507 所）正式成立，它是以总后军事医学
科学院的航空宇宙医学研究所为主体，和中国科学院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力学研究
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实验医学研究所等部分人员共同组成的。

    该所老所长陈信回忆：“1968年，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可是就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我们却开始干了……创业难啊！为了寻找
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几辆破旧的苏制嘎斯卡车载着我们四处奔波，军事医学科学
院、北京大学昌平分校先后都留下了我们驻扎的足迹。这期间，我们曾在一片帐篷
中办公，我们曾带领全所同志参加基建劳动，我们也曾拿起撬杠，肩背绳拉搬运千
吨设备器材……直到现在，每当我面对拔地而起的楼群，回想当年寒风凛冽之中，
手拿镐头，面对一片冰冻的大地场面，一股豪情便在心头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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