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绪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5)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
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
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
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
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
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
无能而颟顸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
" 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 ，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
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
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 四民之首" 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
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
如在美式" 三权分立" 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 考试" 与" 监察" 两院，以成为
" 五权" 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
史所证明。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
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
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
就没有" 制度" 而只有" 专制" ，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
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
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
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 改革的恶果" ，
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 改革的后果与代价" ，这往往就与精英们
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打过仗，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 军粮
" 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 过去的中国百
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
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
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
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
也因而消失。" 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
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 民意代表" 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
就在于" 变制度易，变社会难" （这一点鲁迅等" 先觉者" 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
一直" 无可措手" 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
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
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 民意代表" 的三寸
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
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
是要咒骂下层民众" 不成熟" ——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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