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7)

　　" 大一统" 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一元论的宇宙观。所谓" 纪元" 、" 开元" 、
" 元年春王正月" 这样的说法，说的都是政治的一元论。春秋" 大一统" 的真正
目标，无非是打击诸侯、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关系复杂，地
域差别极大，各地经济的自足性强，分裂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协调地方差
距，反对分裂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传统。

　　总之，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这是
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国家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
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中国政治传统和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
不同条件下、在处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以西方政治为
范本进行改革，这种政治改革有成功之处、更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是自然也有
失败的地方，其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 发展" ，而放弃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功
能：重农、救灾和反分裂，而这就是彭慕兰所谓近代中国政治向" 国家重商主义
" 转化的代价。

　　明清以来，特别是157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扩大，中国的
商人资本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明清两朝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外敌，在鸦片之役之
前，也不过就是北元蒙古，特别是西蒙古（涵盖今天之新疆、青藏高原和外蒙古），
明清两朝与北方敌人的军事斗争，虽然自始至终得到了商人的帮助，但是国家形
势，却远没有严峻到需要建立一个军商合一的体制，甚至是发行国家战争债券融
资才能应付的地步，而中国的国家债务信用之不发展，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
与其面临的外部敌人相对弱小，因之不必确立近代西洋式" 以战养战" 的体制有
关，对此我们于后将作更细致的分析。

　　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鸦片之役以降，中国政治经济一下子就面临着
严酷的两难困局或者陷入双重危机之中：一方面，国家要自强、要发展，最需要
的当然就是钱（资本）；而另一方面，天文数字的赔款不但耗尽了国家的财力，
西方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进一步使得中国财源日益凋敝。与此同时，国家衰亡，
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此时再发行国家债券，力图运用国家信用的力量，振兴产
业，这无异于最没有信用者发行信用，其命运自然可想而知。①所以，近代中国
唯一的融资渠道也只好就是" 外资" ，这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不得不依赖于西方的
金融垄断。

　　于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变" 重农抑商" 而为" 国家重商主义" ，但这里所
谓的商，又是指外商，所谓的融资，主要是指外资和外债，这就不能不因此养成
一个不事生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它们的力量就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
个把中国的可怜" 剩余" 一并掠走的半殖民地机制由此铸成。近代以来的仁人志
士们，也正是基于此才共同认识到，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首先打倒帝国
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国内市场，铲除买办资产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政治才由宗法的时代，进入到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社会革命
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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