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我这一代人(25)

　　我家原有的菜地又基本上分回来了，祖母带着我们开垦的几块坡地，也名正
言顺地成了我家的自留地。此时，母亲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取得工分以外，
还经常起早贪黑地在自留地里忙活。我们全家人也都自觉行动起来，种瓜，种豆，
种青菜，种番薯，种木薯，种玉米，种粟子，把几分自留地侍弄得井井有条。不
久，菜园里就长满了绿油油的蔬菜。过了几个月，各种农作物也逐渐有了收成。
在这种情况下，我家又重新养起了母猪，鸡、鸭也各多孵了一窝幼仔。看到家庭
生活重现了生机，全家老少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母亲是最辛苦的，白天忙队里，
一早一晚忙自家。为此我心疼地问她：“累不累？”她却回答说：“看到生活有
了希望，再苦再累也甘心。”

　　那时，生产队里已取消了供给制，恢复了高级合作社时的评工记分方法，但
社员一个工分（即满分十分，有的干一天才八九分）才值两三角钱。许多社员连
买个油盐酱醋都显得很困难，更别说家庭的其他开销了，因此，发展家庭副业就
成了生钱的主要渠道。我记得，当时生产队社员中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靠山吃
山”。像割松香，采山苍籽炼山苍油，采樟树叶炼樟脑油，打柴卖给陶瓷厂，挖
中草药卖给供销社等等，就是社员们零用钱的主要来源。

　　当然，当时的体制还是以壮大集体经济为主，发展家庭副业是有限制的。比
如割松香，私人可以割，但必须向生产队承包，因为所有山林都是生产队的。又
比如打柴卖，凡要砍树劈柴卖，都必须由生产队统一安排，收入归集体；社员个
人只能砍一些杂柴、树枝卖给瓷厂。那时生产大队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搞多种经营
的副业队，记得有外村来的几个人，长期住在我家下厅刘三伯婆的空房子里。他
们经营的项目就是从山上砍回松树、杉树，加工成木桶、木勺、木屐等，成批成
批运出去卖。几年下来，山上的木材还真是消耗了不少，这些树木就这样为集体
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了。

　　刚刚放开一点“小自由”，就初步摆脱了饥荒的威胁。广大社员和农村基层
干部要求冲破人民公社体制，退回到互助组、合作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就在这
种形势下，一些胆大的地方自发兴起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并由此引起了中央
高层激烈的争论。据报道，当时安徽省委对广大农村率先兴起的这种做法是支持
的，他们正式实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而在广东，省、地、县各
级领导则头脑清醒得多，做法也慎重得多。从1962年到1963年间，在我们家乡只
实行了小段包干责任制，即耙田、插秧、除草、施肥、耘田各环节实行责任制，
包多少工就记多少工分，收割则由集体组织进行，收下的稻谷全部归生产队，然
后再按工分进行分配。就是这样的“小包干”，也大大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少了，田间管理比较到位了，多劳多得的政策有所体现了。那
两年，单造水稻每亩平均增产约五六十斤，达到亩产三百二三十斤左右。要知道，
那时袁隆平还没有培育出杂交优良稻种，有这个增产幅度就已经很不错了。

　　到了1964年，在广大社员的强烈要求下，生产队里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即
定产到田，包干到户。这种做法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单造水稻
平均亩产又增加了四五十斤，达到三百六七十斤左右。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65
年春，早造秧苗刚刚插下去，大包干责任制便嘎然而止。原因就是中共中央下发
了重要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把“四清”
运动的重点明确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稍有政治嗅觉的领导干部，
都懂得路线、立场问题的严重性，“大包干”紧急刹车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几年的调整、放开，农村的生产水平虽然还很低，农民的日子过得也还
很紧，但毕竟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已经过去，老百姓的情绪也逐渐好转。总结其中
经验，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就叫做生产关系的调整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
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吧！

　　在困难时期，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树立革命正气，把全党全民的思想认识统
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这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传
统优势。要渡过上世纪60年代初那段艰难的日子，我党当然不会忘记发挥这个优
势。

　　记得我读初一时，有一天，班主任曾志强老师突然宣布：“这堂语文课不上
了！”改由他宣讲时事政治。我发现他当时的脸色挺凝重的，本来说话细声细气
的他，那时却变得特别激忿和响亮。他说：“同学们！我们过了三年苦日子，你
们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昨天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会议，谢校长传达了上级
指示，使我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们国家这几年遭灾，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
致使粮食欠收，人民挨饿。更让我想像不到的是，‘老大哥’苏联背叛了我们，
他们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图纸，逼使几百个重大项目停止建设。他
们明明知道我们国家经济很困难，却偏偏要逼我们还抗美援朝时欠下的巨额债务。
就是因为苏联的背信弃义，使我们国家雪上加霜，使我们大家吃苦受罪啊！”他
接着举了一个对我们来说简直令人难以接受的例子：这几年商店里很少有苹果供
应，但我国用作抵债的苹果，苏联方面还要用套子一个个套，不够大的全部倒掉。
你说气不气人？这不是有意刁难、欺负我们吗！曾老师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我
们这些学生在台下听得义愤填膺。曾老师最后这样说：“前几年忍饥挨饿的时候，
心里有想法，嘴里有牢骚。如果早知道国家的这些难处，就是把裤腰带勒得再紧
点，我也毫无怨言！”这一番话激起了满堂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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