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我这一代人(59)

　　过了1977年新年，我俩都向双方单位提出了结婚申请。小玲单位很快就批了，
而我这边却卡了“壳”。原来1976年是国家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最厉害的一年，记
得当年夏天，广州军区总医院还专门派出手术队到我们军部做节育手术，上至军
首长，下至参谋、干事、助理员，只要生育有两个孩子以上的，一律对或男或女
一方施行结扎手术。我们军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他的家属不愿上手术台，便只好
自己亲自上。“×副主任被‘阉’啦！”这句话一时在机关干部中到处流传。当
时除了规定要少生少育外，还提倡适龄青年晚婚晚育，广州军区定下的晚婚标准
为女25岁、男27岁。那年小玲23岁，我接近29岁。虽然俩人年龄相加可以达到平
均标准，但因为小玲未到25岁，部队不肯批。如果要硬套女25、男27的标准，我
必须等到31岁才能结婚。不是有法定婚龄么，不是只是提倡晚婚晚育么，怎么就
成了硬性规定了呢？我都快30岁了，难道还不够晚吗？我真有点想不通，一股怨
气顿时从心底升起：我这一代人太倒霉了！正长身体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
正准备考大学时，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准备结婚生子时，又遇到了计划生
育。

　　这是当年的结婚证。我将组织上不批准结婚的消息电话告诉了小玲，她听后
不但不泄气，反而给我打气。她说：“反正我们招待所已经批准了，假也请好了，
你们那里批不批准我都要去！你再找人做做工作，向领导讲清实际情况，我估计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小玲的坚定态度鼓舞了我，于是我四处找人帮忙，努力向
组织争取批准我俩结婚。我找到我们处长，他不吭声；找到分管副处长，他也说
不好办；最后还是遇到了一位好心人——秘书处副处长林正明。林副处长当过军
首长秘书，那时又是政治部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直接找到分管计划生育工作
的李副军长，具体说明了我们的情况，老首长通情达理，作为特殊情况批准了我
们的结婚申请。这时已是1977年2 月12日，离春节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立
即将这个消息通知了这是当年的结婚照。小玲，她非常高兴，马上收拾东西，当
天就从惠州启程。她乘汽车，搭火车，紧赶慢赶，于2 月14日中午顺利到达了柳
州北站。当天下午，我们来到柳州北站附近的解放人民公社革委会，工作人员热
情地帮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还为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结婚证。那时的结婚证
挺有意思，证书上不用贴照片，但抬头有一条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
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当年我们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举行结婚
典礼的。1998年7 月，我们夫妻俩旧地重游，并在小屋前留影。这说明毛泽东思
想确实渗透到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意思的是，结婚证上的落款日期为
1977年2 月14日。直到结婚二十多年后，我俩才惊喜地发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竟然是西方的情人节，你说是不是缘分呢！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在军政治部会议室
举行，同时参加结婚典礼的还有我们处的林应才、林如刁夫妇。像办这样的喜事，
同志间是互相帮忙的，副处长家属为我们缝被子，处里的同事为我们张罗买婚礼
用品，全处同志还凑钱买了只热水瓶作为贺礼送给我们。婚礼一切从简，没有鲜
花，没有红绸带，没有放鞭炮，没有吊灯笼，甚至连个红双“囍”字都没有贴。
能体现新婚气息的就是我们两个新郎官各换上了一套新军装，两位新娘子也穿上
了新衣裳，但她们连口红都没抹，化妆就更加没有了。婚礼现场布置得很简单，
只是在会议桌上摆上一堆堆喜糖、香烟、水果、花生、瓜子等。然而，前来祝贺
婚礼的嘉宾却是高朋满座，军政治部副主任王瑞堂、刘义德亲自参加，并分别担
任我们的主婚人、证婚人，其他各处处长、干事能来的都来了，就连一些政治部
干部的小孩也到场凑热闹。主持人老张干事诙谐幽默，在一片欢笑声中，他让我
们介绍了恋爱经过，又让我和小玲合唱了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歌曲，林干事的爱人还独唱了一首潮汕民歌。来宾提
问开始，这时有些想搞搞气氛的人问林干事：“你爱人的名字叫‘如刁’，有什
么含义吗？”林干事回答：“在潮汕话中，‘刁’就是能干的意思。”顿时引起
了满堂笑声。晚上9 点钟，婚礼结束，两对新人被送入洞房。举办这场婚礼，总
共才花了100 元，我和林干事两家分摊，每家只出了50元。花50元就能举办一场
热热闹闹的婚礼，现在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当年却是毫不夸张的事实。

　　新婚之夜的早晨，当我一觉醒来，看到身边沉睡着的新婚妻子那白皙中带点
红晕的脸蛋时，我感到了满足，也想到了责任。我坐起来，望着晨曦初露的窗外，
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我对自己说：你已为人夫了，妻子跟了你，从今以后你就
要想着怎样让她过得更好些。这也可以说是我对妻子许的第一个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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