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隐权力的维持成本(2)

　　■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乾隆中叶，你只要掏得出四五千两银子，就可以当
上知县；假如舍得花一万多两银子的巨款，则可以当上道员。乾隆年间的银子比
较值钱，按其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当时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200 元人民币，
四五千两银子大致值90多万元，一万六千多两银子则有300 多万元之巨。应该说，
在乾隆年代，走捐纳的路子，初始成本是巨大的。

　　不过，到了光绪晚期，这个成本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因为朝廷滥卖官帽，官
位含金量大大缩水，这时知县的标价是一千两银子，道员的价格也才四千七百两
银子。清末白银的购买力已大不如前，一两银子折合成人民币约100 元，也就是
说，只要掏10万元，知县的官帽子就送你了；当县丞就更便宜了，2 万元搞定。

　　张集馨有位胞兄因为读书未成，亲戚便出资给他捐了一个卫千总（领运漕粮
的下层军官），也算是吃上了公家饭。不过，通过捐纳换取官场入场券，属于
“异途出身”，是被人瞧不起的，皇帝对他们也很不放心，比如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皇帝召见张集馨时，就明明白白地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
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当时受人尊重的是“正途出身”
——经由科举及第而获得当官的资格。

　　不过，我们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从理论上而言，科举考试
是免费开放的，但帝国的科举制又与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参加科考的人势必要接
受过良好的教育才有望考中，而旧时可没有义务教育福利，受教育是要自己付费
的。另一方面，到省城参加乡试，或者进京参加会试，都不能没有盘缠和其他用
度，这笔费用也是穷苦人家难以支付的。

　　现在我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
的经济成本。按照明清科举制，帝国的子民们必须先通过“童试”，成为县学
（相当于市县级的公立院校）的学生，即取得“生员”的功名，才有资格参加下
一轮的选拔赛（乡试与会试）。被录取进县学之前的考生，不论老幼，都称为
“童生”。童生一般在社学（里社出资的学校）、族学（家族出资的学校）、家
塾（家庭学校）完成基础教育。张集馨从五岁入家塾开蒙，到二十二岁进京捐监，
当了十七年童生，这么多年，张家该付出多少教育成本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张集馨
的自撰年谱对他的每一位受业老师姓甚名谁、道德文章如何都有记述，却偏偏没
有留下束修方面的记录，因此我们只能寻找旁证。与张集馨大致同时代的丁日昌
（张生于1800年，丁生于1823年）曾经制订了一份《社学章程》，其中规定：
“塾师一人，课徒以十人为率，每月酌给束修膳金五千文，月费一千文，按月支
领。”从中可以看出塾师的月薪约为六千文。家塾的束修与社学大体相当，根据
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的家族延
请塾师，束修也是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有600
元。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