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食权者的分肥原理(1)

　　而当权力成本膨胀到小民不堪重负，决心“一较”时，距帝国的整部权力机
器完全瘫痪，估计也为时不远了。

　　食权者的分肥原理

　　古人提到“权力”时，常常用“柄”、“赏罚二柄”、“威福”等词代称。
我们细心一想，应该佩服前人的命名之妙。柄，即利器之柯，换言之，掌权即相
当于手握利器，放权则无异于太阿倒持；“赏罚”、“威福”宽泛点理解，则是
造福与加害的意思。古人的说法，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权力的本质——权力就是利
器，就是造福与加害的能力。“赏罚”与“威福”在语境上又稍有不同，“赏罚”
往往指君王与官僚的正式权力，讲究“赏罚我无私”；“威福”则常作“擅威福”，
有恃势弄权之意，是一种缺乏合法性的隐权力。

　　我曾用“权力值”一词来评估权力收益，那么权力值的大小取决于什么呢？
古人的命名给了我启示：权力值通常与柄权者的造福与加害能力成正比，造福与
加害能力越强，权力收益就越大。我将这概括为“食权者”的分肥原理。所谓
“食权者”，指那些挥舞着权力这柄利器、剔食民脂民膏的官僚集团与隐权力集
团。而他们凭恃的造福与加害权，既包括合法的“赏罚”，也包括擅自窃取、篡
夺的“擅威福”。

　　率先出场的食权者：州县官吏

　　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权力分肥原理的场域莫过于帝国的漕运码头，因为收漕
的油水最肥，最容易将权力兑换成哗啦啦响的真金白银。清人说，每到征漕之时，
“州县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如恶犬吠村”，瞧！各类张牙舞爪的
“食权者”都出动了，争食“漕规”这块大肥肉。

　　我们的分析也从一起发生在清道光年间的“闹漕”事件讲起。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年) 冬，湖北省崇阳县的生员钟人杰（人称钟九），为反抗官吏浮收漕粮、
勒索粮户，率领众户攻入县城，并杀了知县，此事惊动了朝廷，道光皇帝下旨派
兵镇压，钟人杰等组织头目被抓获，并遭杀害。当时有一个叫做陈瑞兆的落魄文
人撰写了一首长达万字的七言山歌《钟九闹漕》，记述这一事件，使得“钟九闹
漕”的事迹在湖北民间广为传播。

　　道光年间是闹漕群体性事件频仍暴发的时段，南北漕运省份都有粮户集体闹
漕抗粮。这里略举数例：道光二十年，江苏丹阳县乡民因“完粮折价”过重，聚
众破坏官署，拒交钱粮；二十一年，江西新喻县有监生纠众闹漕抗官；二十二年，
山东潍县乡民在纳粮时与县衙吏役争哄；二十三年，江西安仁县也有“棍徒”聚
众抗漕，拒捕伤官；二十四年，湖南耒阳县的“痞棍”纠合千人之众，“哄堂塞
署，挟制减粮”。这些闹漕的组织者，既有普通乡民，也有所谓的“棍徒”，还
有地方士绅集团的成员。

　　闹漕的导火索几乎都是官吏浮收过重、勒折过甚。清代的漕粮，除了正米，
还要加征各种“漕项”，什么“随正耗米”、“运军行月钱粮”、“水脚银”、
“轻赉银”，等等，这是法定的附加税。但在正附税额之外，还有各种税外费，
即所谓“漕规”。比如州县长官会擅自提高附加税的税率，或者加派各种名目的
规费。如果折色征收，每石米的税额竟要征银四五两，而按道光年间的粮价，一
石米大约值二两银，相当于粮户交三石米的价钱，只够纳完一石米的漕额。于是
“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两银）之巨资”。抢劫银行，来钱
都没有这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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