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食权者的分肥原理(4)

　　这个征漕新章程，钟人杰找人刻成石碑，在崇阳县各乡竖立。新章程说到底
还是旧章程，即按照未经地方官吏层层加码的税率征漕，除正额、法定附加税之
外，其他各式名目的规费一概革除不认，另外，崇阳粮户还同意每石米再加纳二
斗二升的漕项。坦率地说，闹漕的粮户们要求并不过分，他们承认纳皇粮乃天经
地义，合法的附加税也愿意缴付，只要官府不过分地勒索盘剥就谢天谢地谢皇恩
浩荡了。

　　但如果按照新章程征漕，粮胥显然已无利可图，于是他们“潜匿不出”，罢
工不干活，以致新任的崇阳知县金云门（折锦元因为钟人杰大闹县城一事，已奏
请撤职）准备开征漕粮时，竟找不到熟手承办公事，金知县上门做说服工作，粮
胥都“推诿不承”，金知县不得已，又答应自掏腰包，为他们垫付纸笔杂费，粮
户还是“哓哓不休”，说了一大堆废话。最后知县大人不得不亲自下乡催粮，为
夫役备办饭食，搞得狼狈不堪。金云门上任不足一年，在收不到半粒漕米的情况
下，知难而退，向领导请辞，并推荐“精明强干”的师长治前来崇阳担任知县。

　　另一边，大闹县城、勒刻征漕新章程的钟人杰、陈宝铭等人已经隐然成为一
呼万应的地方领袖。他们又按照各粮户完粮的税额，以诉讼储备金的名义向众户
收钱，每石米敛钱一千文，共收得四万余文，折银约有二三千两，折算成人民币
则有四五十万元。

　　钟人杰等人在闹漕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首先当然是一个民间社会庇护
者的角色，由于他们的领头抗争，崇阳县的粮户得以暂时免受粮胥盘剥。其次，
应当承认，他们也是新权力格局下的得益者，闹漕成功之后，他们不但树立起前
所未有的权威，也获得了真切可见的权力收益——二三千两白银。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钟人杰既是生员，又是一名讼师，前一个身份使他具备
了一般乡民所没有的社会威望与号召力，后一个身份则使他熟知官场内幕，晓得
如何与官差斗法。这类刺头人物是各地闹漕的主要组织者，让州县官吏既恨且惧，
他们也因此得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号：“刁衿讼棍”。

　　因为州县浮收勒折成风，每到官府开仓收漕之际，地方的“刁衿讼棍”就纷
纷递状告漕，甚至一路告到京城。官吏忌惮他们滋扰生事——毕竟浮收勒折是帝
国三申五令禁止的，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利，何况“刁衿讼棍”又不比一般粮户，
他们不但见多识广，熟悉律法，而且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在官场中关系网也
盘根错节，总之，其隐权力不可小瞧，招惹不得。所以州县长官为图个耳根清净、
收漕平安，往往允许他们分肥漕规，即给他们发“封口费”。

　　这些染指漕规的“刁衿讼棍”，当时被称为“漕口”，为首者叫做“白头”。
他们分到手的“封口费”，也有一个名目，叫“白规”（我们不妨理解为“白食
的规费”），通常每次收漕，每名“漕口”可以分润数十至一百两银。在清代，
一百两银足够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用度了，所以“漕口”又被称为“吃漕饭
的”。有些州县，吃漕饭的竟有三四百人，每年州县要掏出的“白规”多达二三
万两银，且沿习已久，成为牢不可破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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