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食权者的分肥原理(5)

　　吃漕饭的“漕口”，换成我们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寄生在漕运权力链条上的
一大“食权集团”。他们虽无收粮之权，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对州县官员的加
害能力，授人以柄的县官只能承认他们具有分一杯羹的特权。否则，他们就“阻
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轻则有损地方政声，重则坏了县官前
程。

　　当然我们不能将钟人杰等人与“漕口”相提并论，因为钟人杰闹漕的目的并
不是为了分食漕规，而是要革除漕弊。他们通过闹漕获得的权力及收益，与其说
来自其对官吏的加害能力，还不如说是来自对粮户的造福能力。

　　不过，出于对权力本性的悲观，我觉得一个地方的领袖从为民除害的英雄转
变成为己谋利的“食权者”，也并非全无可能，清代官员樊增祥记述说：某些健
讼的“刁衿讼棍”一经得逞，就会回去召集众粮户，说：你等能免遭粮蠹盘剥，
都是我上控之功。借此勒收讼费——钟人杰、金太和等人不正是这么做的吗？而
且，他们“从此声名一出，狡黠之吏役反结纳之，庸恶之官长亦畏惮之，而良民
之受其鱼肉者，较贪官污吏劣丁蠹役而更甚十倍矣”。我们也不能说樊增祥所言
全然是诬蔑之词。

　　食权者：州县上司与运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秋，崇阳县新一任知县师长治匆匆抵任，准备开仓
收漕。和他前任遇到的困境一样，粮胥们又纷纷托词推诿，不肯承办。师长治
“辗转导谕，继之以威”，最后又承诺收漕的“造册、刷串、纸工、领斛、盘川”
等经费都由他负责，粮胥们才答应出来办差。

　　师长治按新章程收漕，还允许粮户“自斛而不争较”，杜绝了粮胥克扣浮收
之弊。众花户也踊跃完粮，“一月之间交纳过半”。不过，师长治也算过一笔账
：如果照这样子收粮，收上来的漕项（每石米加收二斗二升以及水脚每两征钱四
千六百文），仅仅够交纳按常例必须送给知府与督粮道的规费；如果算入上缴各
级衙门的办事费、支付粮胥的纸工饭食钱和“仓规各费”，则即使师知县将他自
己照例应得的那部分漕规、俸禄、养廉银都贡献出来，也是入不敷出的。至于县
衙的办公经费、他个人的日常用度，更是毫无着落。所以师长治打定主意，不计
较个人得失了，且收完这次新漕，图个安静之名，再另谋他就，总之崇阳这个地
方，简直不是官待的地方，怪不得前任金云门要抽身而退。

　　从师长治估算出来的账目中，你一定发现了另一个寄生在漕运权力链条上的
“食权集团”——州县上司，主要是知府衙门与督粮道衙门。作为“管官之官”，
府道直接掌握着对州县官的合法加害或造福权，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州县衙门每年浮收漕规，连“漕口”都可分一杯羹，上司焉能不
参与分肥？这分润上司的漕规，还有个名堂叫“漕馆”。

　　“漕馆”究竟是一笔多大的数目呢？我们且根据师长治的账目来推算一番。
崇阳县的漕额是七千石米，每石米加收二斗二升，总计可得到一千五百四十石漕
项，按当时米价，折银约有三千两。这七千石漕额还要加征水脚银约三四千两
（按每石米加征半两水脚银计算），崇阳县折钱征收，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官
府收上制钱再按市价兑银，至少可得七千两。两笔漕项加起来，约有一万两银。
由此可以推测，崇阳县每年送给府道衙门的“漕馆”为一万两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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